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是一个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地区。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成立以后，音乐方面的设备非常缺乏。１９４１年的春天忽然传来了一个消息，从重庆将要运来一架钢琴。原来，这是一位爱国人士送给周恩来同志的，他立即决定把它运回延安。这就使同志们回忆起一件往事……自从鲁艺从北门外搬到桥儿沟天主堂旧址以后，周恩来同志在回延安期间曾来看望我们。在东山坡的窑洞门前同志们亲切地围着他谈话。他曾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同志们七嘴八舌地谈到物资缺乏的情况，其中就提到需要一架钢琴。想不到周恩来同志这么关心我们，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们的愿望果真要实现了，大家的高兴劲儿是无法形容的。
过了一些日子，这架钢琴终于用汽车翻山越岭运到了延安。这是一架古老的德国琴，琴键已很松散了。但不管怎样，我们总是有了一架钢琴，恐怕延安的深山沟里也是第一次响起钢琴的声音吧！这在今天看来虽然是无足轻重的事，可是在当时却可以算作是一件“头号新闻”呢！鲁艺音乐系的同志们对它都有着极大的兴趣。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如何使用它？音乐系的领导同志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分配给少数过去学习过钢琴的人使用，使它在促进教学、演出、创作的活动中发挥作用。只有我们二人及周楠同志共三人分配了练习的时间。后来又增加一个学习钢琴的学生刘幼雪。音乐系的同学虽然也很想练习，无奈“粥少僧多”，也只好望“琴”兴叹了。有些同志不免说些俏皮话：“我们只有抬钢琴的份儿，别说弹了，连摸一下的份儿也没有。”
自从有了这架钢琴以后，延安的音乐生活就更为活跃了。在音乐会上出现了钢琴独奏的曲目，介绍了贝多芬、肖邦、门德尔松的作品。但是最受欢迎的还是贺绿汀同志的《牧童短笛》，它的鲜明的民族色彩、田园诗式的风格使延安的听众感到十分亲切。我们还为很多同志的独奏和独唱弹了伴奏，其中有：张贞黻、李元庆同志的大提琴独奏；向隅、汪鹏同志的小提琴独奏；唐荣枚、李丽莲、杜矢甲、潘奇、郑律成、夏青同志的独唱。杜矢甲同志还开了个人独唱会，由我们二人担任伴奏。何士德同志指挥《黄河》大合唱时，寄明担任了钢琴伴奏。吕骥同志写的《凤凰涅盘》大合唱（郭沫若诗）演出时，瞿维担任了钢琴伴奏。吴晓邦同志表演独舞时，我们也为他伴奏。别看这架琴已很破旧，它在当时却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呢！
我们把这架琴放在教堂门口左侧的一间小房中，由于这里远离活动的中心，练习时并不影响别人，倒是一个理想的场所。每逢演出就要把它抬到舞台上，或者把它搬到远离桥儿沟近二十华里的边区政府礼堂去。这时，音乐系的同志们就自告奋勇组成了一支搬运队，用粗麻绳捆好，用木棍架起，小心翼翼地抬走。他们经过多次实践，已经总结出一套经验，因此比起搬运工人来并不逊色。这些大力士中就有马可、安波、白韦、徐徐、张棣昌、史次欧、张空凌等许多同志。
前面说过，这架琴已经上了年纪了，因此它和一个老头子一样小毛病经常不断，不是琴键接触不良，就是断弦。任虹同志就是它的“保健医生”，出了毛病由他包治。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他想方设法做成了调音的器具和修理的代用品。每逢演出之前总是由他耐心地校音，保证了演出的顺利进行。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我们在１１月离开延安，经过张家口去东北。我们一直怀念着在延安度过的难忘岁月，也关心着和我们共处数年的这架钢琴。每逢从延安来的同志，我们都要打听它的下落。据说，在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时候，最后撤退的同志把它连同一些唱片、书谱等埋在地下了，可是至今尚未发现。我们十分怀念它，因为这是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运去的，并且上面提及的许多有关同志也已离开了我们。如果有一天找到了它，那对我们是极为珍贵的。它将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帮助我们重温过去的战斗岁月。因此，我们像盼望奇迹出现似的期待着发现它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