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音乐学术共同体
谢嘉幸
导 论
1、人类面临新的转折
二十一世纪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概念，因为伴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人类正面临一个重大的转型期，尽管这一转型首先只是从经济领域（所谓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体现出来，但这一转型所涉及的问题最终将是全方位的，而不会仅限于经济领域。那么这个转型意味着什么？中国的音乐学术领域将如何面对这一转型做出回应？当然，首先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一转型的认识。
所谓知识经济，全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①，这种伴随信息产业高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在产业的主体人员、产业的资源以及产业的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与工业经济完全不同的变化，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的程度，甚至要超过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变化程度。关于这一点，从以下的事实中我们就能真实地感受到了：
（1）知识分子将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本世纪50年代，当全世界的眼光还在紧张地关注着东西方的冷战格局，一件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却悄然发生，这就是美国的白领第一次超过了蓝领，人类社会劳动力结构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不可逆的。随着体力劳动越来越被机械所替代，科技知识的生产、交换和使用所需要的脑力劳动不断增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力劳动的比例迅速下降，脑力劳动者很快成为社会劳动力的大多数，据统计，1995年美国蓝领工人已经下降到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5，预计到21世纪初美国蓝领工人将进一步下降到12%以下。②这一变化首先意味着知识分子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主导，而且将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体。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人类这一格局变化作出的反应是明智的，他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还说“老九应该是老大”。但面对中国社会长期来形成的顽固的歧视知识分子的习惯势力，即使是领袖人物说的话，至今也不敢让老百姓听见。
（2）资源概念的变化。工业经济时代的三大要素是：资源、技术和市场。工业经济的主要能源是物质能源――煤、石油、矿藏等，由于这种资源的有限性，人类资源的争夺就以极其残酷的方式体现出来，例如战争。而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能源是知识，人类创造财富的资源是知识，这种资源的特点是越用越多。物质资源的使用处于递减状态，而知识资源的使用处于递增状态。物质资源的特点是效益递减，递减效益是客观物质短缺的结果。但知识资源的特点是效益递增，在客观物质和思想之间的各种差别中，最重要差别就是思想不会短缺，发现思想的过程不会出现收益递减效应，相反地会出现收益以几何级数递增的效应。③当然，详尽探讨能源观念变化所产生的一切方面不为本文力所能及，我们从这一变化所要认识的，首先是知识已从服务于物质生产的概念，转变成为社会生产的引擎、燃料和发动机，转变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与此同时，“人”及其创造物（首先是传统文化资源）第一次在生产力意义上，成为社会最可宝贵的财富。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里是第一可宝贵的资源，知识的概念甚至超过了贫穷和富有的概念，以至于人们戏称知识经济时代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
（3）生产方式的变化。衡量一种文明最本质的特征是生产方式，所谓牧业、农业和工业正指的是生产方式，因此用知识来衡量新的时代，严格意义上并不准确，因此有的学者正在思考用更为合适的概念来取代（例如“科业”，意为科学研究业）之。当然哪一概念对于我们来说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实质。把知识作为关键性资源的时代与把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作为关键性资源的时代有着惊人的不同。不像传统的经济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可以无限制复制。它可以驻留在计算机和磁盘中；也可能驻留在复杂的软件中，并可以在不到一秒钟时间内传送到世界各地。因此只有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知识才能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最终提供原始的竞争优势。现在全世界每年在信息和通讯技术方面的总投资已经超过万亿，世界的经济因此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知识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的最根本品质――是创新，是知识创新。④
当然，本文并不想将音乐的学术活动简单地套到经济领域里的变化中去，但谁能说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将不会对音乐学术领域产生影响，乃至重大影响呢？因为我们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现存的学术活动及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我们当然也可以认为，作为一个音乐学者，我们只需要固守自身的专业范畴，在自身的专业范畴来构筑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规范。但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也仍然是属于工业文明时代的。亚当・斯密是一位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实质有极精辟论述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工业社会在生产方式上相对于农业社会的最大不同和优势在于强调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创造了极大地激发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可能。因而，一个农业国必将落后于一个工业国的命运并不决定于他们当时各自的农产品数量，而是决定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生产力方式。目前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也是基于社会生产力性质的根本转变。分工不再是激发社会创造力的因素，恰恰由于信息技术大大缩小社会的时空距离，造成了社会化成本的急剧下降，使得“融合”的方式取代“分工”的方式，成为新的激发创造的原动力。⑤因此了解整个社会以及整个科学共同体所面临的变化，明智地选择学科“融合”，也是我们唯一可能的选择。
2、以形成中国音乐学术共同体作为回应
本文将促进和完善音乐学术共同体，作为中国音乐学术领域面对二十一世纪挑战的首要回应，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音乐学术能否繁荣，关键在于中国音乐学术是否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要为中国音乐学术活动创造一个良好得生态环境，就必须对这一环境的性质加以明确的界定。而根据本文的思考，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中国音乐学术领域，不仅应该具有学术共同体的意识，而且应该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共同体这个概念，是从科学领域借鉴过来的，共同体的原本含义是指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言下之意共同体成员具有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共同体不允许存在行政权威，因此共同体的概念类似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都具备或者都必须具备共同体的性质；但也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都不能具备共同体的性质。在现存的人类发展阶段，我们认可社会的行政权威结构，我们也认可社会的资本权威结构，但我们还同时必须争取社会存在学术共同体结构，换句话说，如果说官场是一个认权的地方，商场是一个认钱的地方，那么社会还得有一个认真理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社会结构就必须具备共同体的性质，也就是这个地方必须实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实行思想探索无禁区的原则。⑥很显然，这一特征也是中国音乐学术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在科学领域中，科学共同体关心的典型问题是：通过杂志、会议等交流科学知识和学术果的成效如何？如何在来自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科学家之间或者在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科学家之间保持科学研究方法的一致性？……等⑦。 中国音乐学术领域，有共性问题，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问题，而实现音乐学术共同体，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
其次，选择共同体意识，回应人类及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转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型期，面对这一转型，任何学术领域都必须有自己的思考和回应。中国社会的改革，目前也已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摆脱企业的行政干预，实现政企分离，以法律为依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中面临科教兴国，改革科学与教育体制，实现国家创新体制等新的任务，这一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学术领域与行政体制的关系是什么？学术是否具备自身的独立品格？以宣传行政决策方针为己任的所谓学术能否产生真正的学术思想？中国的音乐学术活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的音乐学术活动有着较大的发展，不仅出现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也有了较为完整的学术群体，但不可否认，中国的音乐学术活动长期来是以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的，时至今日这一理论基础当然仍然有其重要价值，但这一基础是否是唯一的？从意识形态视角来认识音乐文化现象，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认识这种变化？离开学术共同体的意识，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认识也将是很困难的。
再次，中国音乐学术成果应该在共同体的框架和规范中进行交流。建国以来，中国的音乐学术建设以学科为基础，应该说随着音乐事业的发展，中国音乐学科建设的发展势头是良好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老学科有了着实的推进，新学科也层出不穷。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受到前苏联教育体制的影响，中国的音乐学科相对封闭，学术成果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交流。虽然说一些学术观点的交锋从大体上看是好现象，但由于对学术观点背后的学科基础缺乏更清晰的认识，实际上不仅使这种争论停留在表面层次，也使这种争论带有太多的情绪化色彩。健康的学术争论，是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科学的学术规范的。
音乐学术共同体存在的条件
音乐学术共同体与行政结构的区别
音乐学术共同体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这在理论上似乎不成问题，不会有任何学者公开表明自己认为音乐学术共同体就是一个行政机构的观点。但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呢？音乐学术共同体与行政机构应该如何区别？音乐学术共同体应该如何体现自己的独立品格？音乐学术成果如何得到认可？不可否认中国社会曾走过一条通过行政权力来剥夺资本权力以及个体权利（当然也包括学术权利）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结果是社会高度地行政化，政治化、僵化和极端敏感化，官本位成为这种社会结构最本质的特征。这条道路由于最高领导人毫无节制的权力而被强硬推行，直到整个国家陷入崩溃（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后，才由社会全体认识到是走不通的。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改革，最本质的特征正是从限制行政权力开始的，在经济领域里体现出来的，就是政企分离。经济学家如此描述行政权力对企业的危害：行政权力如果积极介入了资源分配，企业的行为就会扭曲，因为它们首先要讨好的不是消费者，而是官员，是控制资源的人⑧。
或许有的学者会认为学术共同体与企业的性质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拟在这一问题上展开论述），但行政干预对企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是否也会在学术领域发生呢？事实上，学术腐败现象通常也正是行政干预的结果，但我们向来喜欢把某些罪恶或不道德事件的发生归咎于某些团体或个人的品质问题，而很少在体制上找原因，这是由于我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马克思的观点：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而不是社会的意识决定社会的存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行政权力结构与学术共同体都是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组织，但二者却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组织，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性质。行政权力的最高职责是维护社会稳定、决策社会的统一行为，制定法规及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游戏规则”，使社会生态健康发展；而学术共同体的根本任务是探索真理，发展学术，开发精神资源。二者在社会功能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当一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精神资源通过法律程序被行政决策部门采纳，转化成政府行为，全社会必须共同遵守和积极执行。但这并不等于作为社会精神资源的学术成果会源于中央政府。起源于战争年代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峰的思维模式──即认为中央政府，或者说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全社会一切思想精神的源泉，一切学术领域，只要去拥护和宣传这种精神资源就足够了的观念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人的大脑代替全社会的大脑、一个人的思维代替全社会的思维”的这种荒唐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使我们得到了足够的教训，以稳定与决策为其最高职责的中央政府应该象改变计划经济生产一样改变计划精神生产。行政部门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行使决策，必须有着自己特殊的性质和行为准则──即以强硬的行政手段来保证政令的畅通、法律的行使，也正因为如此，行政结构当然不是一个最有利于发展学术，进行知识创新和精神生产的领域。
依靠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正确的学术规律，创造一个以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为标准的环境，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利知识的创新与精神资源的开发，学术领域始终是全社会探索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与体制创新最活跃的地方。因此在学术领域中，既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决定精神探索、科学研究、艺术创造和理论争鸣问题，也不能用惟利是图的意识来岐解精神文明建设。⑨学术共同体必须符合科学精神和学术规律，与经济必须符合经济规律，在道理上是一样的。
学术领域的规律与行政领域的规律不应该混淆，正如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也不应该混淆一样。一个领域中的根本规律却可能对另一个领域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例如市场意识进入政府部门，即导致最可恶的“寻租腐败”，因为政府作为社会公益事业，最基本的价值是不可交换的，而市场行为的基本方式，是将一切事物转换为可交换价值；科学精神的第一条是怀疑与批判意识，是学术领域的最高原则，应用在行政部门就不很合适；而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学术，行政部门只希望听到符合自身利益的“学术”声音，只听信于那些阿谀逢迎者，就会扼杀创新精神。从根本上说，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行政、企业、学术的权力都应该是有限的，稳定、发展与知识创新作为它们三者各自的底线，是衡量社会是否健康的根本尺度，而三者如超越各自的权限，都将给社会带来危害。
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社会的总体行为再也不可能仅仅控制在一个方面。由企业控制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由行政权力控制的社会是专制社会，而只有行政、企业与学术界相互制约，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正如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行政权力也不等于专制主义，我们不可能通过剥夺资本来实现社会主义，也不可能通过剥夺行政权力来铲除专制主义，正确的做法是把它们都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当前，克服各种越俎代庖似的思维混乱，已成为中国社会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而音乐学术共同体和其他学术共同体一样，能否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关键在于能否将共同体与行政结构区别开来。
2、意识形态与音乐学术共同体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中，一切科学、艺术等学术领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具有附属性，它们不仅要随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还要天然地接受改造、打击或者摈弃，只要当权者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不符合“经济基础”。不仅意识形态的承受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承受物――文化传统（如文革中的“四旧”）都要受到无情的批判乃至肉体与实物的消灭。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中，传统意识形态的承受者――无论是人还是物，都已经直接进入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不仅不再是社会生产的附属品，而是社会生产的最宝贵资源和主力。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调整业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这个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美学家阿多诺曾针对希特勒法西斯专制主义对文化的摧残，发表了如下不无偏激的看法，他说：“举凡意识形态（ideology），大多是虚虚假假的，其真正的目的是维护当权者的权力。产生这种“意识形态”的祸根，在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用心，在于对话语权力的垄断，在于对公众利益承诺上的迷惑性”。 ⑩阿多诺是否正确，在这里我们不加评述，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所容易带来的简单武断甚至粗暴的做法，却不仅是一个不可轻易回避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贯彻双百方针所必须真正克服的问题。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学术界的一切观点都具有天然的正确性，事实上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所容易造成的另一个恶果，即是形成长期来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其实，学术领域中诸子百家的观点，恰恰是以矛盾的方式存在着，而且正是这种存在才构成了社会的一道屏障，维护了社会的健康。当长江的洪水泛滥时，我们意识到这是由于上游的原始森林受到了任意的砍伐，使长江的水资源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屏障，而当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洪水泛滥时，我们是否想到正是有过对学术领域的摧残才导致如此的恶果呢？传统意识形态思维模式的恶劣作用，正在于将学术领域变成行政权力的附庸，由行政权力来决定那种学术声音可以言说或不可言说，行政权力以百倍的警惕来防止（制止）学术领域发出与自己不相符合的声音，而行政权力除了“永远正确”以外，是不可用任何其它声音来加以评价的，学术领域要么变成奴仆，要么变成哑巴，社会上就再也没有能够制约行政权力的力量了，其后果是我们全体所感受到，也不用多说的。
意识形态并不是不可言说，即使在当前，对于社会整体意识的分析与把握也很重要，问题是这种把握不能由个别人来决定，也不能由个别领域来决定，不能违背社会整体的稳定、发展与创新这三个根本的尺度，就当前中国社会状况而言，最薄弱的是鼓励社会创新的意识形态。必须从新的角度来认识社会的意识形态，才能保证音乐学术共同体获得真正的繁荣。而这一切的最根本目的，是形成一种宽容、多元的学术思想格局，唯此才有可能促进音乐学术领域形成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当然，克服行政干预与传统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所带来的弊端，仅仅为音乐学术共同体存在的先决条件，却不是充分的条件。音乐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还需要音乐学术领域内部自身的学科建设与学术规范。
二、音乐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与学术规范
1、学科建设
音乐学术共同体面临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学科建设。中国的音乐学术活动，也是在音乐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分类与学科建设，为中国音乐学术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价值追求，支持着音乐学术活动的多样化开展，而且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价值倾向，导致了学术观点的百家争鸣与学术成果的百花齐放。但由于受到传统意识形态非此即彼思维模式的影响，对立的学术观点，往往难以倾听对方的声音，无视对方的观点乃至学科的价值存在，又不切实际地希望取得压倒对方的主宰地位，而使学术观点的交锋以过分情绪化的色彩出现。这种思维方式掩盖了不同学术观点实际上由不同学科价值倾向支持的实质。
就音乐的不同学科而言，不同学术价值倾向是其存在的先决条件，没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倾向，就没有独特的学术发展动力，但任何一门学科的价值倾向都具有片面性，如果将这种片面的价值无限扩大，那么其它学科就无法存在。因此在学术争论中采取传统意识形态非此即彼思维模式，对于学术的发展并不有利。
当然，学术的争论是必要的，但这种争论应该以学术成果的交流，以促进本学科的建设为根本目的。就中国的音乐学而言，自建国以来，可以说从无到有，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教育学、音乐治疗学以及音乐社会学……等新兴学科层出不穷，这些学科不仅引进了国外大量的音乐学学科成果，还与我国音乐文化的实践结合，开始了自身的学科发展，也促进了传统学科（如音乐史学等学科）的发展。就各个不同的学科而言，学科之间除了研究的领域不同，研究的方法也有很大差异，由不同领域与不同研究方法产生出来的学术成果当然也是各放异彩的。但由于受到前苏联教育体制的影响，学科之间相对封闭，学科之间真正意义的学术交流并没有普遍展开，而由于缺乏这种交流，学科自身的建设也还不够完善。这种不完善可用以下一些问题的方式来体现：
（1）每一学科除了特定的研究领域外，有别与其它学科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这种在特定研究领域中产生的特定成果对其它学科将有什么影响和作用？如何用最简明的方式阐明自己的哲学观点，以利于与其它学科的交流？
（2）学科自身的局限是什么？学科是在自身的文化中发展出来的，还是从西方文化引导进来的？如果从西方引进，那么如何看待西方该学科产生的环境以及是否正在变化的这种环境？如果已经了解了学科产生的这种环境，如何比较本国与西方不同的学科环境？
（3）如果学科的存在是以一系列的学科概念为基础，那么这些概念的规范性如何？如何在本学科的范畴内规范这些概念、交流这些概念？又如何向其它学科介绍这些概念？
（4）学术交流是音乐学术最基本的活动方式，无论是学术论文发表、专著出版、科研成果展示、教材编撰还是学术研讨会的举行等，学科的学术规范化如何？如何确认学科已有的、引进的成果以及自身发展出来的成果？如何评价、检验这些成果并在自身的学术活动中应用这些成果？
（5）学科地位问题，学科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底下产生的？学科在整个音乐学术共同体中应处于什么样的合理地位？学科应从什么角度对整个音乐学术共同体发挥作用？又如何对整个音乐艺术文化的实践发挥作用？
音乐学术共同体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学科建设问题。如果忽略这一点，不需要行政的干预，学术共同体自身也会坍塌。
2、学术流派的形成
在二十世纪眼花缭乱的科学发现中，有一种理论叫自组织理论，⑾根据这一理论，社会发展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向前发展的自组织过程。与将社会当成一部机器，把人当成这部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机械社会观不同，自组织的观念认为，社会是一个开放系统，可以与外界有物质的交换，社会的发展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过程，它的一切子系统以完全主动的态势，在与其它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中，参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⑿
从自组织的角度来看待学术共同体中的学派出现，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学派竞争表明学术领域中以学术观点为标志的学术团体竞争的出现，什么领域放弃了行政裁决，什么领域就会有学派出现，学派在科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派的自由竞争导致新旧理论的不断更替，没有学派竞争，所谓百家争鸣就只是一句空话。
但学派的出现固然是一个学术领域健康的体现，学派竞争也存在不少必须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由于社科领域的学派竞争以不同的假说为依据，这些假说难以用自然科学领域的严格实验论证，只能在理论的实践中去检验，周期较长，较难形成各学派（尤其是对立学派）之间的共识；
其次，在中国社会这种具有浓烈宗派意识传统的文化氛围中，学派很难完全摆脱自身的利益背景，本来学派是一种“自由人联合体”，学者完全在学术共识的前提下自愿实现组合，但由于宗派意识在前，学术共识原则很容易被利益原则所取代。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学派竞争稍不注意就容易陷入意气用事，党同伐异的境地，陷入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偏见之中。因此本文在以下篇幅中专门列出有关偏见产生的问题，以供探讨：
有悖于客观事实而偏执于一方的见解就是我们所说的偏见。一般说，机智灵敏、锐意进取、适应性强的人最少偏见。因为他们观察事物聪明、冷静、客观。科学学派是由科学家组成的集团。科学家深入事实、探寻真理、灵活思维，按理，由他们组成的集团少有偏见。但事实上，不少学派却偏见浓重，而且偏见一旦形成、公开表示后，不但不修正反而会趋之于强化。那么，为什么在科学进程中滚沸着独立个性的科学家及他们的学派却常会萦绕偏见呢？
其一，学派出于对所研究对象的深切体验所形成的独特见解，以一种难以改变的意见固定下来了。
其二，学派对另一派的意见有意回避和贬损。人的注意是有选择的，注意力的视野基本上局限于认识―情感系统所处的范围。对于异质而陌生、尢其是对立的信息，最容易引起情绪的抗衡。最简便省事的办法是拒绝接收和轻率贬损。这样一来可使自己的见解“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从而极其方便地被保存下来。
其三，学派所处的特定生态环境与社会风气。学派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它通过个体进入社会环境，也因学派个体的积极活动而介入社会环境。在学派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时，若偏重于社会环境的绝对化，社会环境成了注意的焦点，那就会影响学派的个性行为。
最后，狭隘的集团利益、虚荣的权威声望也会形成偏见。集团利益、权威声望，它给予学派的凝聚意义以一种特殊的性质。凝聚力强不一定是坏事。如学派为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工作时，凝聚力越强，成功的希望就越大。但用凝聚力来对付别派，固守阵地，难免会有偏见产生。而且出于凝聚力，大家还会奴仆般遵从偏见。
科学认识对象的复杂性总会使学派从不同角度或方面着眼，得出不同的观点。彼此各有说，争高竞长、莫衰一是，是件好事，但学派之间并不完全是势不两立的，如生物学领域的孟德尔学派和生物统计学派，看上去分野很大，实际上是完全可以通过“复合基因假说”关系起来的。既是统计学者又是遗传学家的费歇尔曾证明了孟德尔遗传学与自然选择理论是可以调和的。海涅说：“一个伟大的天才可以依靠另外一个伟大的天才来教育自己，那么与其说通过同化还不如说更多地是通过磨擦”。对立学派是完全可以通过“磨擦”渐趋一致、互受教育的。但由于他们株守自家、以是己非人的思想方式看待争论，就不能容忍多种解释，以致思想僵化，形成偏见。这已不是认知成分形成的偏见，而是情绪情感形成的偏见了。
从客观效果看，如果意见被拒之于门外时还受到对方的过大压力，那就很容易唤起对抗心理。一旦产生对抗心理就越不想改变观点，因为要群体接受压力只会使他们为坚持己见奋斗到底。所以，压力过大非但不会依从，还会适得其反，情愿错到底也不想认错。此时，对方的任何一种行动都会引起很高的警觉和响应。警觉和响应转而导致敌对反应，敌对反应又增强警觉和响应，如此等等，即引起恶性循环。这时，学派的偏见表现为放纵感情、意气用事的偏激情绪，表现为同对方唱反调的报复行动。⒀
事实上在一个自组织的系统之中，子系统不仅有竞争的一面，更有协同发展的一面，只要放弃企图以一种学术观点来统领一切的传统思维模式，学派竞争就有可能出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良性互动的局面。
三、音乐学术共同体的基本任务
1、学术独立与学术参与是中国学术界的共同任务
从总体上说，中国音乐学术共同体正处在一个形成的过程中，这与中国其它学术领域的发展应该是大体同步的，中国的学术界只有迅速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才有可能使整个国家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因此中国音乐学术界仍然有必要首先对于这一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是学术独立。从历史上来看，在即将过去的这一个世纪中，中国的学术领域对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同样起着极其特殊的作用。以大学为例，中国的大学在本世纪也经历过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最典型的即是世纪初京师大学堂废除科举，改为北京大学，摆脱了对统治阶级的依附，没有这一改变，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独立应该是现代大学第一位品格。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独立是能否进行知识创新的关键。没有创新，大学、政府和企业形成促进社会稳定、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是谈不上的。
面对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再一次发生急剧的转型，知识成为社会进步的引擎、燃料和发动机，土地、暴力和资本不再是衡量一个社会水平的最重要指标，衡量人类社会水平的将主要是知识文明的程度，以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的作者德鲁克称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新生的社会秩序将由知识的传播组织起来，由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与物质财富完全不同的特性，知识的垄断不再可能。因此掌握行政权力或掌握资本权力者，不再自然拥有社会的优势信息，原有的社会权威结构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创新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仍以大学为例，西方国家的高校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实现了教学和科研自由，自愿参与教学与科研的自由，和为学习的目的而迁移的自由等三大自由，实现了教授治校，形成校学术委员会与校长分享自主办学的决策机构，用法律保障教授参与学校决策的权力。⒁正是这些体制保证了西方大学近两个世纪以来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和精神资源。相形之下，我们的行政干预主义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导致高校仅为长官负责，迷失自身为学生、为社会服务的根本目标，而且使一些不学无术（或者是懒学低术）的投机钻营者，以谋取权力来换取学术地位为其根本宗旨，产生了伪学术，败坏了大学健康的学术肌体，干扰了高校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其次是学术参与。面对知识经济时代，西方高校又开始了一场新的教育体制改革，高校改革以走出象牙塔，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为根本目标。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高校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得到重视。国家创新机制要求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具有更强的决策能力。要求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在各自的基础上紧密联合，形成新型的生产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型模式的核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再也不可能只控制在一个方面。国外有的学者将这种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的协同关系称为“三重螺旋”关系，⒂意思是指这三者必须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当然，知识的价值，决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运作当中，所谓知识创新，不仅仅只是把知识转化为商品，还包含当一个真理被发现之后，如何才能正确而迅速地转变为社会决策的问题。如果说知识经济时代最根本的问题――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问题，那么这一关系由市场体现出来是资本和知识的关系，在更宏观的领域体现出来的，则是行政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直接服务于市场的知识是一种很高很重要的知识，但关于整个社会如何更健康发展的知识则是一种更高更重要的知识（虽然这种价值不一定能直接从市场体现出来，如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如建国初期就被采纳，将为社会创造多大的财富？），看到知识在这两个层面上的意义，或许是社会主义社会可能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
学术参与的另一含义在于学术界自身具有天然的社会意识，学术界对社会的责任感既不会亚于与政府也不会亚于企业。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各自在知识创新、商业运行以及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优势信息，各自拥有知识、资本和法律资源。三者只有形成充分对话与协作的自组织关系，才能有效地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就中国的学术共同体而言，当前必须完成学术独立与学术参与两项艰巨的任务。没有学术独立，就没有知识创新，而没有学术参与，就不可能有知识经济。
2、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音乐学术共同体
科教兴国、实现国家创新体系是中国学术领域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学术界将是政府和企业的智囊，是社会进步思想的摇篮，中国音乐学术共同体也不例外，但面对二十一世纪，中国音乐学术界首先还是应该透彻了解新世纪社会转型的意义。知识经济时代的含义决不仅仅局限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知识经济时代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至少包含两个方面：
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唯一目标的――“以物为本”的时代正在让位给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的时代。以创造为最高道德的人类文明已经来临。换句话说，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人是最可宝贵的，因此一切蔑视人的观念都将被抛弃。一个大写的“人”字，将成为社会的中坚。
二、由于知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人文知识”就不仅仅作为渗透因素对现代经济各环节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直接成为有待于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产业对象。更重要的是，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文化创新能力、评价能力和传播能力，成为任何一个面向“知识经济”的国家不可不重视的、关乎国家兴衰的重要战略资源。鉴于此，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就必须关注作为经济资源和战略资源的文化，不能不处理好高技术与高文化的关系。那种偏重高技术，忽视高文化的“知识经济”观念，说到底是以“前知识经济”的“知识”概念来理解“知识经济”。如果继续坚持这一观念，迟早会出现我们的高技术“搭台”，别人的高文化“唱戏”的局面，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今天的部分现实。它将使我国在业已到来的全球文化角逐中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⒃
知识经济时代的这两个重要特征，是相辅相成的。首先，知识经济高度重视人的富有创造力的全面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对文化传统的保护和继承基础上的，知识文明重视一切人的创造物。有的学者认为创造力的发展同样也是知识文明的重要标志，这是不错的，但创造不可能凭空，正如工业不可能离开物质资源一样，知识时代的创造也离不开精神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概念也因此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例如目前云南省就提出了“建设丰富民族文化资源大省”的宏伟目标）。⒄
面对二十一世纪，中国音乐学术共同体所肩负的任务是不难看清的：
（1）继承民族音乐文化传统，振兴民族音乐文化
地球正在变小，地球村正在形成，全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面对这样一个进程，消极的文化趋同是不足取的。有所作为的民族都将以保留自己个性为前提条件加入整体的知识竞争，都将民族文化视为自身知识创新最重要的资源。因为在知识经济中，差异才是信息，民族文化特征，多元的文化概念，才是个性创造力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创造力发展的基本源泉。一个民族越是需要接受外来文化，就越是要强化和挖掘自己的文化，越是民族的，也才可能越是世界的。正如个人与他人的交往，如果缺乏个性，怎么能够对他人有价值，引起他人的兴趣呢？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你的产品要打到世界上去，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是站不住的。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因素，当然也就具有了文化资源的重要意义。音乐从来都被各民族视为自身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财富，一个民族的音乐所内涵的情感和精神，往往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和思想，就是这个民族智慧的发源地。在跨世纪的今天，在纪念杨荫浏――这位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贡献毕生精力，创下丰功伟业的先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都会认识到继承民族音乐文化传统，振兴民族音乐文化是中国音乐学术共同体共同肩负的伟大事业。
（2）建设中国音乐文化信息基础结构
所谓信息基础结构，就是一个能给用户随时提供大量信息、由能信网络、计算机、数据库以及其它电子产品组成的‘完备的’网络。推动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建设，是一切现代国家所高度重视的，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9月制订了题为“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的重要文件。这份文件全面阐述了建设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重大意义；政府在推行这项计划时所起的作用和应遵循的原则；政府应当采取的行动及实现这一计划给美国和美国人民将带来的利益。这个“行动计划”明确宣布：“开展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将有助于发动一场信息革命，这场革命将永远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相互交往的方式。”
知识经济形态中，人类创造财富的资源是知识，而这种资源的特点是越用越多，因此建立信息基础结构就等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取之不竭的知识资源库。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音乐学术发展的现代化是离不开音乐文化信息基础结构的建设的。建国以来，在以杨荫浏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音乐学家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整理和挖掘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为建立中国音乐文化信息基础结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几千年悠久历史博大精深丰富多采包含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高科技手段的支持下将成为我们实现知识创新再创中国音乐辉煌的最重要资源。
（3）以音乐教育为切入口，建设中国音乐文化大厦
音乐教育行为是音乐文化最重要的行为，建国以来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已形成了一个以专业音乐教育、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相互支撑的音乐教育体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音乐教育对推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在当代世界的教育改革潮流中，音乐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得到认识。
在经济活动的文化含量越来越高的今天，民族文化作为培养学生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引起各国教育领域的高度重视，寻求本文化资源成为各国家、各民族谋求生存、促进发展的基本国策，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也被提到了作为本文化重要资源的高度。重视本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已成为近年来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当代社会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必须转移到音乐教育之中，学校是音乐文化传承的主阵地，音乐教师是音乐文化的“活性文本”。因此，建立民族音乐文化观念，加强音乐教育的民族音乐文化基础，也是音乐学术共同体应该共同关心的迫切任务。
（4）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发展中国音乐学术
中国音乐学术建设是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基石，基石当然是埋入土内的，因此没有华丽的外表，也难以被人见识，但没有基石的支撑，中国音乐文化的繁荣是难以维系的，而中国音乐理论建设又是以学科建设为基础的，学科建设的扎实与否又决定了中国音乐学术发展盛衰虚实。学科意识，使我们在炽热的理论争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自己的位置，既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又要包容各家各派，汲取他人优点，发展自己的学术，在学术领域中形成各美其美、成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局面。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多元的世纪，学术观点当然也是多元的。
（5）以学术的广泛交流，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促进中国音乐文化的繁荣
发展音乐学术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国音乐文化的繁荣，而音乐学术的生命则是在广泛的交流中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学术交流不仅在本学科中进行，还应该跨学科，包含各种国际性的交流，这样才能更迅速地汲取各种鲜活的信息，学术交流必定有观点的交锋，而交锋则有利于将问题辩明，激励理论的深入探索。当然，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到实践中去的，因此理论探索与实践检验的结合，也是一条重要的原则，没有这一结合，学术又如何指导实践，达到促进实践的目的？
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音乐学术共同体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 刘吉 金吾伦等 《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P1―1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② 刘吉 金吾伦等 《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P5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③ 姜奇平 王俊秀 刘韧《知本家风暴-中国新知识分子宣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
④ 蒋延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载《金三角》1999年第4期
⑤ 姜奇平 《数字财富》 海洋出版社1999年
⑥⑨ 谢嘉幸“论知识权威”载《粤海风》1999 第5-6期
⑦ （英）A.布洛克等 枫丹娜译 《现代思潮辞典》 P5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⑧ 张维迎 许小年“什么阻碍中国企业进步”《南方周末》1999.10.1
⑩（德）阿多诺 王柯平译 《美学原理》 P11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⑾（美）埃里克.詹奇 曾国屏译《自组织的宇宙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沈小峰 吴彤 曾国屏《自组织的哲学-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⑿ 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恰恰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这种自组织规律，是一种工业文明的机械社会观，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它组织的结构，这个结构的每个部位可以没有知觉，任意替换，只要服从于一个铁的制度，由一个外在的观念所操纵即可，因此工业文明的哲学家，曾有一个拙劣的命题：人是机器。计划社会主义正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计划社会主义认为只要目的是好的，可以不问其手段如何。前苏联的解体，正宣告了这种计划社会主义的失败。
⒀ 邓伟志 林明崖 《学派初探》重庆出版社 1989
⒁ 韩骅“论教授治校”《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6期 符娟照主编 《比较高等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
⒂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荷]劳埃特・雷德斯多夫编，夏道源等译《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
⒃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小组《国家创新体系与人文社会科学》 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7日
⒄ 谢嘉幸《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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