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rison of Music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谢嘉幸
China’s opening to the West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对外开放，一次是1840年以后的洋务运动，一次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最近一次就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运动。由于这三次开放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的环境都有很大的不同，很难将这三次开放做一全面的比较。但如果用一个最简略的概述，那就是第一次开放并没有真正触动中国的体制，第二次开放完全放弃中国的体制（而又导致旧有专制体制的全面恢复），而第三次开放则既触动了中国的体制又没有完全放弃中国的体制，而是推进了中国体制的改革。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走向将如何，目前尚难断定，但最近这一次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从本质上讲，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概念不是“内”、“外”，而是“中正”与“偏斜”，讲究四海一家，天人合一，中国文化信奉“天”，皇帝自我标榜为“天子”，道德被归结为“天良”，这说明中国人信奉自然规律，近代中国为什么科学主义盛行，西化盛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一百年来中国人认为真理来自西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的什么主义，其实中国自唐以来，就有向西方取经的传统（例如《西游记》）。
因此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很虚心的，很虔诚的，但问题是怎样学习，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人论》（En Essay On Man）说：“人的哲学应该能使我们把（人的）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给中国人留下的最沉重的教训莫过于将社会进步的问题简单化，中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和四分之三个世纪，才模糊地认识到这一点。然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仍然是人类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难题之一，肤浅的乐观主义观点有福山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Francis Fuknyama)，而悲观主义的代表则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The Ci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amuel P. Huntington 1997）福山认为人类历史随着西方化在全球的实现而终结，而亨廷顿则认为非西方国家的强大将对西方构成威胁，两者都没有为人类的文明关系给出建设性的观点。
根据人类社会是有机体的观点，异质文化的相互开放与学习就应该是一个类似于精子和卵子相结合的关系，中国文化吸收西方的积极因素，如科学、民主、市场、法治等，就象卵子结合了精子一样，引起的应是自身文化的嬗变，而不是自身文化的毁灭。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hool and university system
学校教育是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吸纳到中国社会来的，学校教育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上个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标志是摆脱科举，实现教育的独立，中国现今的教育体制仍然可以看成是近代引进的西方教育体制的延续和发展，但四九年以后受前苏联的影响很大。
The school song-movement
在近代史上，德国学校音乐教育对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１８９８年，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请办学校即是以德国学制为模式，其内容包含了“歌乐”一科。他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而日本的音乐教育亦是在明治维新实行西化效仿德国模式；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受日本音乐教育的启发极力强调音乐对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补充音乐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他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教育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对中国音乐教育影响甚大的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积多年留学德国，考察德国教育体制之经验，结合本国国情提出他的美育主张，并亲自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以沈心工、李叔同为代表所推动兴起的学堂乐歌，亦采用了旧曲填词的方式（曲调多为日、欧、美等国的）介绍了欧洲和日本的各种歌曲体栽，把群众歌咏方式引进中国社会生活；另一留德学人王光祈著书立说，系统介绍了德国音乐教育与音乐生活，（著有《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德国人之音乐生活》等；以萧友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家则系统地引进了德、奥等欧洲音乐理论和教材（著有《普通乐学》、《和声学纲要》、《钢琴教科书》等。这样，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例如最初是通过日本）在体制、思想、内容、方式、理论诸方面主要接受了德国以及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校音乐教育模式的重要影响。
应该说，以学堂乐歌为标志的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在反帝反封建、促进社会现代化、奠定现代教育的基础方面，具有其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学校音乐教育的代表人物如蔡元培、王光祈等人在引进德国音乐教育之同时，亦不乏国人之文化意识。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王光祈的发扬音乐之“谐和精神”，均表明了近代中国音乐教育家在学习西方之同时对本国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然而，正如一些当代学者指出，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开放之主潮是全面反传统，全盘西化，对于西方的学习，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先进、中国──落后”的格式，以西方模式为标准，以西方文化为圭臬来进行的。这一做法产主了中国文化主体意识失落的危险。当今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认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主体性的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ic following Western style
吸收了西方音乐材料和作曲技法的音乐，在中国称为新音乐，
早期（清末、民国初年）的新音乐发展以学堂乐歌为中心，代表人物是：曾志民、沈心工、李叔同，创作、理论和出版都起于日本，以曲调填词为主。
二十年代代表人物是赵元任、萧友梅，系统讲授西洋史和和声学，借鉴欧洲创作方法，进行艺术歌曲创作。儿童歌舞音乐的创作的代表人物是李锦晖，二胡作品创作的代表有刘天华。
三、四十年代的抗日音乐以聂耳、冼星海、郑律成、吕骥、马可、安波等人为代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
音乐创作以民族音乐为素材，借鉴西方的创作方法。
1949年以后：
歌曲：五十年代的胜利歌声，“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歌曲，曲折前进的歌曲创作，“语录歌”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创作，歌曲创作的复苏与开拓，通俗歌曲与流行歌曲的发展。
合唱曲：四十年来合唱创作概况，中小型合唱，大型合唱。
钢琴及欧洲管弦乐器独奏、重奏曲：钢琴独奏曲创作，小提琴独奏曲创作，大提琴、低音提琴及欧洲管乐器独奏曲创作。
交响音乐：交响音乐发展的良好开端（1949―1956），波折中的发展（1957―1965），“文化大革命”中的交响音乐（1966―1976年），十年浩劫后的复苏（1976―1981），历史新时期的蓬勃发展（1982―1989）。
歌剧音乐：“新歌剧”的探索与“新歌剧问题讨论会”，在曲折中崛起：第二次歌剧高潮的到来，历史性阵痛：在观念变革中争生存、求发展，当代歌剧创作的主要经验与教训。
舞剧及歌舞音乐：蓬勃发展的十七年，浩劫的十年，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繁荣，现代舞音乐的萌芽。
电影音乐：电影音乐概况，新中国电影音乐的开拓和建设（1949―1957年），新中国电影音乐的曲折和发展（1958―1966），“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1966―1976），日益繁荣的新时期电影音乐（1976―1989）。
电视音乐：电视音乐创作概况，电视音乐创作的成就。
传统民族乐器的独奏、重奏曲：弓弦乐器作品，弹弦乐器作品，吹管乐器作品，打击乐器作品。
民族乐队合奏曲：历史的回顾，作品简介，特点与不足
戏曲与曲艺音乐改革：戏曲音乐改革，曲艺音乐改革。
The own cultural heritage
中国有极其丰富的音乐文化传统，按传统的的划分有民歌、说唱、戏曲、歌舞和民族器乐五大类，实际上还包含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三类音乐长期被排斥在研究的领域之外。
建国以来“音乐民族化”问题有过五次大的讨论与热潮，第一次是53年的“学习和继承民间音乐的优秀传统”，讨论在53年四月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之后，由吕骥在《人民日报》（同年八月）发表的文章所引发，杨荫浏等人均撰文参加讨论，讨论初步涉及“土”、“洋”关系，“态度”与“作法”等基本问题。
第二次是56年围绕全国音乐周展开的关于“发扬民族传统繁荣音乐艺术”的讨论，人民日报以该名为题发表了社论，指出：“我国是一个有悠久音乐传统的国家，我们有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遗产……应当努力熟悉它、掌握它、发扬它”。并指出“五四以来的许多优秀音乐作品，是我们民族音乐遗产的重要部分，必须加以继承”，同年李凌同志与李焕之同志就“音乐民族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争论，贺绿汀等同志亦撰文参加了讨论，这一讨论不仅更深入地涉及了对待传统与外来音乐文化问题，还进一步提出了为“更好继承传统……应当有一个全面的规划”。
第三次是63年前后围绕中国音乐学院建院展开的讨论，该年一些亚洲、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参观了我国音乐学院，曾就民族音乐薄弱问题提出了批评，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中国音乐学院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示创办的，当年贺绿汀同志亦就上海音乐学院创办民族音乐系问题，撰长文“关于音乐教育的一封信”，再次就民族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次讨论的焦点是“先分后合，殊途同归”以及是否“急于摆摊摊”等问题，体现了63年周恩来提出的先分后合的方针与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音乐的专业学习方面，强调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但学了以后要求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生物学、化学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等观点的区别。开始意识到了音乐文化体系的问题。
第四次是文革期间的革命样板戏运动，不论其政治背景如何，在音乐民族化问题上，样板戏基本遵循了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推陈出新”的思想，京剧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广泛普及到全国各地及社会的所有阶层（江青对京剧的热衷与慈禧对京剧的酷爱尽管有其完全不同的政治背景，但在体现统治者对某种音乐艺术发展的重要影响方面却有其类似之处）。
第五次是79年围绕中国音乐学院复院再次展开的全国性讨论，该年3―4月《人民音乐》全文发表了贺绿汀同志63年“关于音乐教育的一封信”并以“关于音乐教育问题的讨论”为题，发表了袁宗荫等同志的文章，展开了音乐民族化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集中体现了对于如何建立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体系的不同看法，引发的问题有“是民族化，还是化民族？”以及“学兼中外，推陈出新”等观点。
我们可以看出，今天我们谈论的绝大部分问题，在历次争论中都涉及到了。可以说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传统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中继承与发展的，正是这些讨论促使我国音乐工作者在建国以来的历史时期中，无论受到多少波折，仍在不同领域中为我国民族音乐的大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要想在短小的篇幅中，全面分析上述的观点及理论基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与条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历史上这些讨论所存在的局限：其一，将文化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把欧洲音乐当成资产阶级音乐，一切为政治服务，例如对德彪西等人的盲目批判；其二，将“中西”问题等同于“古今”问题，暗含“欧洲中心论”的指导思想，典型的观念认为民族乐器比西洋乐器落后；其三，批判胜于建设，忽略了传统的挖掘与整理，对西洋音乐的全面研究亦很不足，尽管有些民族音乐学家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真正全面的民族音乐集成是85年才开始的，把西方音乐当成一种文化的现象，而不是一统天下的科学的认识，亦是这些年才开始清晰的；其四，教育与文化脱节，专业与普及脱节。建国以来，在音乐教育问题上，我们的主要精力，绝大部分放在培养人才方面，极大忽视了国民教育方面，在传统音乐继承方面，仅局限于音乐理论的研究，而极大的忽视了作为音乐文化行为的民俗传统的挖掘保存，批判继承以及新民俗的重建。除了配合政治运动之外，社会的音乐行为几乎仅剩下了为选拔音乐人才的考核比赛一类。在音乐生活政治化与技术化的倾向中，文化意识则极大地失落了。
Since 1949: new political directives for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中国当代音乐教育的传统
1、近代学堂乐歌形式
2、以批判统治阶级为前提的民间音乐学习运动
3、音乐为意识形态服务
政治──阶级意识
技术──专门人才（又红又专）
中国当代音乐教育的历史阶段划分
1949──1956建国初期
音乐周
1956──1965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时期
为政治服务
1966──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
1977──1980粉碎“四人帮”
两个凡是
1981──1998改革开放时期
Break down caus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中国政府模仿苏联通过行政权力来剥夺资本权力的社会改革方针（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随着高度一元化行政权力的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就已经酝酿其中，但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的教育体制还能维持，经济建设人才还是需要的，因此文革前17年，中国的教育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中断了人才的培养。
文革中为政治斗争服务的音乐得到高度重视，典型代表为革命样板戏和语录歌。
Modernization in the 1980’s 90’s
社会音乐生活在80-90年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得益于对外的开放。总的趋势是多元化，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现代音乐创作和通俗音乐的蓬勃发展。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手法长期被限制在古典、浪漫派的范畴之中，不用说勋伯格（Schocenberg）、贝尔格(Berg)、韦伯恩(Webern)，就连德彪西也是批判的对象。但随着改革运动的推行，这种禁锢很快就被打破了，从八十年代开始青年作曲家开始探索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他们广泛了解和涉猎二十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西方现代作品，谭盾、衢小松、陈其刚、陈怡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说，他们走的这条道路与新音乐以来的道路并无二致――即following Western style，早期作品模仿的痕迹更重，但与传统的做法不同，他们基本不再采用中国民族的完整旋律，而是揣摩将中国民族音乐的韵味与西方技法结合起来。或许由于文化土壤的原因，也或许由于教育的原因，他们在西方的成功要超过在国内的成功。
相比之下流行音乐在国内取得更大得多的成就，首先是模仿港台歌星的演唱方式（从发声、咬字到做派和舞姿），随后即是爵士、摇滚等，随着商业市场的扩大以及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流行音乐受到了青少年乃至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崔建就是中国摇滚的代表。
无论现代音乐还是流行音乐，除了八十年几个短暂时期以外，并没有遭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对，相反的政府很自觉地利用了流行音乐在社会上的影响为其意识形态服务（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
此外，儿童的社会音乐教育蓬勃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大景观
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
1981──1985音乐教育改革准备阶段
批判政治挂帅，阶级斗争
呼吁四个现代化
1985──1990音乐教育改革的起步
呼吁重视、更新观念、迅速发展
成立相应的音乐教育行政领导机构
制定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
音乐教育机构的扩展（专业音乐院校及师范院校音乐系科）
国际音乐教育交流
学习奥尔夫、科达伊、美国综合音乐感、铃木等音乐教育体系
第一次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
《迎接美育的春天》，呼吁重视音乐教育
第二次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
《六大地区及普通高校的音乐教育调查报告》
第三次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
《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总体规划（草案）研讨》
第四次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
《贯彻落实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总体规划》
国家教委“七五”音乐教育科研课题──音乐教育学科建设
创办《中国音乐教育》杂志
制定新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大纲
观念上的争论：审美教育还是技术教育、面向全体、强调双基与激发兴趣
要不要向国外学习、拓宽学习领域
（3）1990──1994音乐教育深入发展阶段
深入思考、狠抓落实、稳步建设
理论探讨： 关于中国当代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
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之得失
人与艺：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两种体系的存在与发展
比较音乐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落实艺教规划：制定《学校艺术教育检查评估标准》
组织艺术教育检查团
举办艺术教育培训班
法规建设： 颁发《关于改革与发展艺术师范教育的意见》
颁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
制定《学校艺术教育工作条例》
师资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理论建设： 国家教委“八五”音乐教育科研课题
──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含古代史）研究
中国当代音乐教育研究
外国音乐教育研究（美、德、日等国的音乐教育概况，
科达伊、奥尔夫、达尔克劳斯等教学法）
第五次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键盘、声乐、基本乐科、合唱改革交流）
观念上的争论：文化教育、创造性教育、比较音乐教育
（4）1994──1998探索建立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体系
完善教育体系：高中开设音乐欣赏课程
重视普通高校的音乐教育
素质教育中的音乐教育
探索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
第六次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 ──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
第七次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 ――面向21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
学习、思考、更新观念、勇于实践
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研讨会 ――学校教育与民族音乐传承
国家教育部“九五”音乐教育科研项目
──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实践研究
中国音乐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总结：欣赏、器乐、合唱、综合课教学等
国外教学法体系的中国化
中国学校民族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研究
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标准与评估（课程标准，见附件）
观点上的争论：素质教育中的音乐教育、主体性、多元文化、总结自己
Actual situation: the need for a multicultural music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problems
The Chinese voice i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