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寻找《绕圈集》
大约是2003年间我在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而收集资料时，在《二期抗战新歌初集》一书中一篇题为《中国新音乐运动之史的发展》的文章里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前后，是新音乐运动的最苦闷时期。黎锦晖父女的‘音乐’就发展到肉麻的‘东西’了，所谓艺术的歌舞队，其实是以肉腿为号召的淫荡的跳舞集团，而‘葡萄仙子’也发展成为‘妹妹我爱你’和‘毛毛雨’了。而研究西洋音乐的专家们却找不到出路在苦闷着了。他们（北方以黄自为代表，南方以陈洪为代表）都主张用西洋音乐代替中国音乐，来发挥中华民族的特性。他们抨击着旧的中国的音乐，另一方面又抨击着新传入中国的金元国家的舞乐（Jazz音乐即爵士音乐），但是他们却看不见群众，只原封不动的把西洋音乐搬过来。结果，对于他们的理论，人们是毫不关心似的，大众没有可能吸收他们的歌曲，而他们的正义感，他们爱祖国的热情却要他们把音乐交给大众，结果除掉矛盾苦闷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这充分表现在陈洪的‘绕圈集’里面，音乐家们觉得自己是在‘绕圈’了，到头来还是原来那一点！”[1]
整篇文字核心内容在于讨论“新音乐运动”的历史发展，时值抗战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其中对黎锦晖“时代曲”乃至其儿童歌舞音乐的尖锐指摘已不足为奇，对所谓“研究西洋音乐的专家”的批评也时常在一些攻击“学院派”音乐家的文字当中司空见惯，唯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即文中提到的陈洪先生的《绕圈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份史料线索，凭直觉，我意识到这可能是陈洪先生的论著或文集。联系到抗战时期一些新音乐工作者对陈洪《战时音乐》一文的批判，而这本早于《战时音乐》一文问世的《绕圈集》同样遭到了批评，我预感到如果能使这本《绕圈集》重现于学界，对陈洪的研究将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于是在就学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图书馆开始查找这本《绕圈集》，但研究院图书馆却没有本书索引。此后我先后拜托朋友或学生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等重要图书馆查找此书，均一无所获。几年来，我还先后请教过几位深有影响的老一辈学者，但答案均是对此并不知晓。对《绕圈集》的查找工作因学位论文的写作以及毕业后繁忙的工作而不得不搁置下来，但《绕圈集》这三个字却时常会在我的头脑里“绕来绕去”，难以释怀。
2007年10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研究员告知我，南京师大将举行陈洪先生的学术研讨会，其间还会编辑出版陈洪先生的文存。我于是再次想到了《绕圈集》，并希望文存编辑者能够找到这本“神秘”的集子。李岩也对我几次提及的《绕圈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决定认真查找此书。
大约10天后，南京师大出版社负责陈洪先生文集的责任编辑宗琦女士打电话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绕圈集》真的找到了！我当时在电话里也是大喜过望。原来，李岩通过赴沪查阅资料的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朱晓红，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这本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珍贵史料。与宗琦挂了电话后，我随即又拨通了李岩的电话，很兴奋地与李岩在电话里就此事又聊了半天，因为这本萦绕笔者心头几年的《绕圈集》终于被善于发掘史料的李岩给“淘”出来了。在得到李岩和宗琦的同意与建议后，我决定为此写篇文章，于是便及时地看到了由宗琦快件寄来的“翻拍版”的《绕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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