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音校史里的江定仙先生
（拟在北京江定仙纪念研讨会发言）
陈聆群
篇前引语：
以下文章是我于2002年应邀参加江定仙先生纪念活动时撰写的，除在研讨会上发言外，未曾发表过。现为上音79年校庆将届，特付中国音乐学网刊发，以作纪念。
正 文：
承邀有幸参加江定仙先生90冥寿的纪念活动，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江定仙先生是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辈老校友，是众所周知的黄自“四大弟子”之一。我作为晚了不知多少辈的上音后学小子，又忝列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者，按理应该在这里汇报一下自己对江先生历史业绩的学习体会；但说来惭愧，因生性疏懒和学识浅薄，实在说不出什么可以烦劳诸位在这里花费宝贵时间听听的有意思的道理。因此，我只能临时抱佛脚，在来京前突击查阅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部分校史资料，现在就想以《上音校史里的江定仙先生》为题，向大家介绍若干与江先生有关的历史资料，或许能有助于加深对江先生历史业绩的认识与研究。
大家都知道，1912年11月10日出生于汉口的江定仙先生，先是于1928年他16岁的时候来到上海，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又于1929年秋转入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后来是因为美专学潮的影响，才干1930年秋考入上音前身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当时的江先生，还是一个18岁的小青年。在音专校刊《音》[1]的第6期，刊有“十九年度上学期入学试验录取新生揭晓”。
［图1］十九年度上学期入学试验新生揭晓如下
这一学年共录取预科生1名，师范科生2名和选科生54名；江先生列名于54名选科生之内，他考的是理论组和钢琴组两个专业；在理论组正取9名学生中，江先生与同由美专音乐系过来的陈田鹤先生并列；在钢琴组正取20名学生中，江先生与王云阶、易开基先生并列；与江先生同届录取的其他专业的学生还有如国乐组的陈恭则先生和长笛专业的叶怀德先生等。这是音专于1929年下半年由国立音乐院改组以后录取学生较多的一届。不过，这57名学生却只有预科、师范科和选科生，而没有本科生，显然，这是因为受到了当时音乐院降格为专科学校的影响，同时也有本科生的学费要高于师范科和选修生的因素。但由于当时主持音专的萧友梅校长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招收选科生即是其中之一）和音专教职员的努力，再加上像江先生这样的学生勤奋好学，音专却能以中专的牌子，创出了不亚于高等音乐学府的教学业绩。在此不妨以江定仙先生在音专就读短短几年间的若干事迹为例，看一看当时音专理论与钢琴双专业的选科生所表现出来的部分学习成绩，有哪些值得称道的东西。
在钢琴专业方面，江先生是在吕维钿夫人班上（Class Mme E.Levitin），后来约于1933年上学期转到了查哈罗夫先生班上（Class Prof.B.Zakharoff）；这是由原为讲师一级的教师班上，转到了在当时音专钢琴教师中首屈一指的教授班上，说明江先生钢琴学业成绩进步很快。从现在留存下来的一部分刊登在校刊《音》上的学生演奏会节目单和学生升级考试与学期考试的曲目，也可以证实这一点。从《音》13期（1931年4月号）所载第11次学生演奏会起，就有江定仙先生的钢琴演奏节目，后来在江先生在学期间的每次学生演奏会上，几乎都有他的钢琴独奏或为别的专业学生作钢琴伴奏的节目，再加上列入升级考试与学期考试的演奏曲目，可以大致体现出江先生钢琴专业水准的逐年上升提高。如：1931年3月14日的第11次学生演奏会，江先生演奏的是门德尔松的一首回旋曲（Rondo Capricciozo Op.14）；在1931年度的升级考试时，江先生作为钢琴组初级考试的曲目，是车尔尼练习曲299和巴赫的创意曲、贝多芬第一钢琴奏鸣曲的一个乐章以及莫扎特的一首钢琴幻想曲；而到了1933年11月16日举行的第23次学生演奏会上，江先生演奏的就是韦伯的钢琴曲《邀舞》（Invitation to the Dance, op.65）；1933年上学期江先生作为钢琴组中级考试的曲目（此时他已转到查哈罗夫先生班上），就是车尔尼练习曲740和巴赫的赋格曲与贝多芬的全套钢琴奏鸣曲了。这虽然仅是江先生音专钢琴演奏之一斑，而且以今天同龄钢琴学生专业水准来衡量，似乎是不足道哉的；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音专初创时期，而江先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又比今天的学生不知艰苦多少倍，我们就不能不钦佩江先生专业学习进展之快了。
更值得称道的是：江先生并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地学习，他还与几位同学一起，发起成立了一个“肖邦音乐会”，也就是以学习研讨和演奏肖邦钢琴作品为主旨的学术性音乐会。在《音》的第42－44期合刊（1934年3－5月号）作为附刊、由音专的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附刊》第一期上，刊有《Chopin音乐会筹备经过》（全文见附录）一文。
［图2］“Chopin音乐会筹备经过”全文影印
这次音乐会以“Chopin音乐会筹备会”的名义，于1934年3月初开始筹备，而于1934年3月28日晚举行，节目的选定、演奏者的邀请、会场的布置、节目单与入场券的印制分发．．．．．．等等，都是由学生自治会[2]办理。最为重要的是节目单的选定。据文章记载，这次音乐会共演奏了肖邦的钢琴作品21首，其中：“Nocturne（夜曲）占去7个，Etude（练习曲）5个，Waltz（圆舞曲）与Prelude（前奏曲）各4个，又加上1个 Mazurka（玛祖卡）” 。他们对这样的节目选择并不满足，文章说除了这些曲目之外“再没有别的花头了！”“感到缺少较大的作品如Ballad叙事曲、Scherzo谐谑曲、Polonaise波洛奈兹舞曲等”，因此“未达到我们的初旨有系统地介绍名家作品与同学之前”的目的。
尽管如此，这次音乐会在音专引起的反响却不小。文章说：“这次音乐会范围虽小，而校中上至萧校长，下至茶房，几乎无一不被惊扰，尤其是黄今吾[3]先生由百忙中抽暇来给我们讲演”，还有“演奏的同学与扶助我们进行的诸位先生”等等，可见这是一次得到萧友梅校长与诸多音专教职工支持帮助，并由黄自先生给予指导的音乐会。可惜的是这篇文章未叙其详，也没有记述黄自为这次音乐会讲演的具体内容。但就以上所述，已可说明这一以江定仙为主要发起人和创意者的音乐会，不仅在当时的音专属于首创，即使是在中国人举行以演奏研讨肖邦钢琴作品为主旨的音乐会历史上，恐怕也可以说是首次记录了。在这次肖邦音乐会之后，据《音》所载讯息，在该年5月10日又曾举行了第二次以舒伯特钢琴作品为主题的音乐会。
关于江定仙先生在音专理论作曲专业学习方面的成绩和建树，更为大家所熟知，他作为黄自“四大弟子”之一，从黄先生系统学习了理论作曲的全部课程；在学习期间创作的《挂挂红灯》与《南乡子》（合唱）、《渔夫》（轮唱）、《静境》与《恋歌》（独唱）；与陈田鹤、刘雪庵合著出版的《儿童新歌》，以及参与音专师生在1931年“9・18”事变发生当年的爱国歌曲的创作活动，尤其是在1934年齐尔品征集中国风味的钢琴曲创作评奖中，以其钢琴曲《摇篮曲》获奖，都是经常被称道的重要业绩。我并无专门的研究，只希望在会上听到诸位前辈和同行专家的高论。我在这里提供的是保存在我院校史档案库里的几首江定仙先生作品的手稿乐谱复印件：
其一，是由廖辅叔先生作词，江定仙作曲的独唱曲《静境》，所用为“定仙用稿”的谱纸，从谱上已被涂去的字迹看，这首作品似乎曾拟题“懊恼曲”或“静夜曲”，后来才定题为《静境》的。
［图3］江定仙《静境》手稿谱
其二，是为韦丛芜先生的《君山》诗第18首谱曲的《恋吧，少女！》，这是一首比《静境》规模更大一些的钢琴伴奏独唱曲。
［图4］江定仙《恋吧，少女！》手稿谱
其三，是未注词作者的三部合唱曲《春晚》，用的也是“定仙用稿”谱纸抄录。
［图5］江定仙《春晚》手稿谱
其四，就是江定仙先生在“中国风味钢琴曲”创作比赛中的获奖作品：钢琴曲《摇篮曲》。
［图6］江定仙《摇篮曲》手稿谱
这里就要说到这些约写作和抄录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江定仙先生在音专学习期间的作品手稿乐谱，怎么会留存于音专――上音的校史资料库里的？由于悠悠岁月的流逝和时代史事的沧桑巨变，加上至今为止我院历史资料保存和研究工作的严重缺陷，我们已无法有根有据的回答上述问题了。我只能推测：前三首作品的手稿乐谱，或是由江定仙先生呈交其恩师黄自先生阅存的，而《摇篮曲》的乐谱，是不是为参与比赛而呈交，后来被保存在萧友梅先生或黄自先生的遗物中的呢？因为这些手稿早已脱离了它们的“原存现场”，我们就只能作出很没有把握的揣测了。
由这样的“个案”事例，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作为一门很不成熟的音乐史学科，在作为学科发展基础的史料工作方面的严重不足。像以上所说的作品手稿乐谱，如果我们在江先生还健在的时候就抓紧访谈，并在他亲自过问下进行整理，又何至于今天面对史料却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呢？
为此，我想借这次纪念活动的讲坛呼吁：请有关的领导和权威人士支持，投入足够的财力物力人力，在全国范围内开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史料系统工程。如果我的发言能起到一点对此事真正付诸实施的促进作用，我就心满意足了。
再次感谢给予我参与江先生纪念活动和在会上发言的机会，谢谢！
写毕以上发言稿后，有感附笔：
从我约略说到的江定仙先生在音专理论、钢琴两专业选科学习的状况，似乎可以说明音专当时在萧友梅与黄自先生等主持下的教学，并不是完全刻板地照搬欧美的专业音乐体制，而是能够从中国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和能够调动起中国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的。像江定仙先生，以及陈田鹤、贺绿汀、刘雪庵先生等这几位后来被并称为黄自“四大弟子”的音专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生，是完全由中国的音乐学校和中国教师为主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代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 。他们不仅在以后数十年的漫长音乐生涯中，各自创造出了足以垂范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光辉业绩，而且就在音专就读的当时，即以他们的学业和演奏与创作上的建树，影响着当时的中国乐坛。这固然是由于他们各自的勤劳和开拓精神所创造的业绩，但总不能说与他们当时就读的音专的教学毫无关系。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校草创时期，就培养出像江定仙先生等黄自“四大弟子”的音专，恐怕用所谓的“买办资产阶级音乐教育思想的典型”和推行“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大本营．．．．．．等等大帽子，是并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
[1] 民国19年9月号，即1930年9月出刊。《音》自民国19年4月号起由青主主编，之前的1－3期为《音乐院院刊》，由萧友梅教务主任为校刊编辑委员会主席。
[2] 据《音乐院院刊》第二号［1929年6月1日出刊］载，学生会会刊的编辑由萧友梅决定每月给予津贴费7元刊费。由此似可推测，上述由学生自治会办理诸事的经费，或许也以校方给予的津贴开支。
[3] 即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