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庵（1905一1985）笔名有晏如、吴青、苏崖。作曲家。四川铜梁人。早年在成都美术专科学校学过钢琴，小提琴，并学唱昆曲和作曲。1930年在上海国立音专跟萧友梅、黄自等学作曲。1936年毕业于该校。抗战开始，他立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曾在苏州社教学院、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任作曲系教授。学生时期写有歌曲《飘零的雪花》、《采莲谣》等。30 年代写了钢琴曲《中国组曲》。主要作品有《何日君再来》，《流亡三部曲》等。
刘雪庵幼时受其兄影响爱好音乐。1926年入成都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并学唱昆曲。1929年转入上海私立中华艺术大学。1930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范组，随萧友梅、黄自学习作曲与和声学。毕业后曾从事过救亡歌咏运动。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主修理论作曲，师从黄自，与贺绿汀等被称为“黄自四大弟子”。1934年起，先后在中央航空学校、上海音乐艺文社《音乐杂志》任教或作编辑。抗战时期创办抗战音乐刊物《战歌》，并先后在重庆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音乐顾问、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教员、国立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组副教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音乐月刊》主编。40年代以后在苏州社教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30年代创作了钢琴曲《中国组曲》和抗日歌曲《出发》、《前进曲》、《前线去》、《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二《离家》之三《上前线》、《民族至上》等，并创作了《中华儿女》、《保家乡》等电影歌曲，同时为军队创作了《海军军歌》、《空军军歌》。1941年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谱写全部插曲。1956年，根据古曲《平沙落雁》创作了钢琴曲《飞雁》。其他代表作还有歌曲《飘零的雪花》、《采莲谣》、《红豆词》。 并撰有《音乐与个人》、《音乐中的民族形式问题》等文章。
刘雪庵，1905年出生在铜梁巴川镇东门盐店一个绅士家庭。他自幼失去父母，在同父异母兄长的私塾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兼习昆曲。
他聪明好学，先后考入铜梁县立中学、成都私立美术专科学校。1929年，刘雪庵去上海，求学于陈望道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受教于欧阳予倩、洪深等文艺名流。次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师肖友梅、黄自学理论作曲，从俄籍教师吕维钿夫人学钢琴，从朱英学琵琶，从吴伯超学指挥，从龙榆生学中国韵文及诗词，从李维宁学赋律和自由作曲。真可谓“学贯中西，习通古今”，一颗音乐巨星冉冉升起。
由刘雪庵所作的《何日君再来》，命途多舛，也可算是华语歌曲的经典冤案。这首带有浓重探戈味道的歌曲，出生于1936年，是由创作过无数爱国抗战歌曲的作曲家刘雪庵为一部广告宣传歌舞片《三星伴月》所写，而导演方沛霖未经刘雪庵同意，就让编导黄嘉谟填写了歌词，对此刘雪庵极为不满，但碍于朋友情面未公开抗议，却为他将来的坎坷命运埋下伏笔。
1939年香港一部抗战电影《孤岛天堂》将《何日君再来》选为插曲(黎莉莉演唱)，描述青年男子参军前与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歌曲韵味恰到好处。此后这首歌被李香兰翻唱并收入唱片，很快就家喻户晓，所以至今许多人仍认为《何日君再来》是李香兰首唱的经典歌曲。
转眼到了文革期间，这首流传极广《何日君再来》被别有用心的人配上有政治意味的歌词，一时风行。当时更有人指这首由李香兰唱红的歌曲是刘雪庵为汉奸所作。刘雪庵就因这首移花接木的《何日君再来》被错划为右派，关进“牛棚”22年，受尽折磨导致双目失明，文革结束9年后才获平反，冤案因此产生。
《何日君再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因邓丽君的翻唱进入大陆而再度走红，却被错误认为是“精神污染”、“汉奸歌曲”因此被禁，同样是一桩历史冤案。如今刘雪庵被平反，《何日君再来》已解禁，其中体现出的开放与包容，值得人民欢欣鼓舞，改变使人进步。
但事过境迁后回头一看，《何日君再来》太过冤枉。作曲家刘雪庵创作了包括《流亡三部曲》在内的大量爱国歌曲，获得全国人民一致赞誉；演唱者黎莉莉，不仅是当时的着名影星，更是被誉为“龙潭三杰”的优秀共产党员钱壮飞的女儿；电影《孤岛天堂》更是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爱国电影，虽然《何日君再来》歌词略为轻佻，不算根正苗红，但也确实不应该被禁。
八十年代初，香港歌星张明敏来到北京，唱出了在大陆观众耳畔消失了多年而又熟悉的歌声：“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曲终了，激动得泪光闪闪的观众立即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久违了，《长城谣》。歌声终于唤醒了沉睡了多年的记忆。歌曲作者刘雪庵，这位被载入《大英百科全书》的着名音乐家、作曲家，又重新站立在人们心中。
1985年5月18日，国家文化部、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刘雪庵举行了追悼会。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杜利在悼词中对刘雪庵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其中说：“刘先生半个世纪以来致力于我国的音乐艺术和音乐教育事业……以自己的耿耿忠心和辛勤劳动，培养了许多专业音乐人才，创作了大音音乐艺术作品，丰富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宝库。他尊重中国民族音乐传统，并具有不断探索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因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
在校求艺期间，刘雪庵便开始了音乐创作。他的早期作品主要为抒情乐曲，其中《踏雪寻梅》、《飘零的落花》、《菊花黄》、《枫桥夜泊》、《红豆词》等乐曲典雅高洁，温柔敦厚，艺术韵味浓郁，深为当时的文化人所喜爱。另一类抒情乐曲则借鉴古乐府的通俗易懂，如《早行乐》、《采莲谣》、《布谷》、《淮南民谣》等乐曲婉转动听，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民间广为传唱，并飘洋过海，惊动异城，当时的东京、巴黎、纽约等大都市的出版界和音乐界也为刘雪庵作品的出版的演唱繁忙过，兴奋过。
“九・一八”事变惊破了刘雪庵悠悠扬扬的抒情乐曲，他不再歌吟风月，代之而起的是铁与血的呐喊。他先后创作的《出发》、《前进》、《前线去》等歌曲，是以“心的颤动”、“灵的叫喊”，向千千万万的同胞发出的抗战号召。《中国空军军歌》、《中国海军军歌》、《我是军人》等歌曲，成为激励千千万万军人英勇抗战，奋勇杀敌的战歌。不过，在抗战歌曲中，最为激动人心的，还是他的《流亡三部曲》之二《离家》、之三《上前线》，以及《长城谣》，这三部歌曲可称当时的扛鼎之作。《离家》、《上前线》是继《淞花江上》“整在关内流浪”之后，提出了“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的责问，进而喊出“跑上战场，誓死抵抗”的誓言。这两部歌曲情感炽热，弦律高昂，在搞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中影响极大。
抗战期间，刘雪庵创作了《满江红》、《募寒衣》、《保卫大上海》等抗战歌曲近100首，还创作了一些钢琴曲和不少的电影主题歌和插曲。他的《中国组曲》是中国在国际音乐界影响较大的钢琴曲之一。他制作的电影歌曲也有较大的艺术感染力，如《父母子女》、《桃花扇》的定情歌，《十里街头》里的《思故乡》等，赢得了当时不少观众的喜爱。他为抗战电影《中华儿女》、《孤岛天堂》、《保卫家乡》等所作的主题歌，在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他在抗战期间创作的又一力作是他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谱写的全部配乐和插曲，对《屈原》的演出成功增辉不少，所谓“名歌六阙，古色古香，堪称绝唱”，就是对该剧音乐的高度评价。《屈原》剧演出后，《橘颂》、《惜诵》、《招魂》等插曲即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具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
《长城谣》作于抗战爆发后，它由着名电影艺术家潘子农作词，经刘雪庵精心谱曲后，流传于抗日的前方和后方，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爱国歌曲。《长城谣》乐曲苍凉悲壮，歌词充满爱国热情。那时，当哪里响起“四万万同胞心一条，新的长城万里长”的歌声，人们就会感到哪里就有自己的战友，就会陡增无穷力量。《长城谣》经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在新加坡演唱并灌制成唱片在国外发行，大大激起了东南亚和欧美侨胞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捐款，支援抗战。
抗战后至社会主义时期，刘雪庵仍以饱满的创作热情制谱作曲。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新青年进行曲》、《社会主义幸福长》、《雷锋组歌》等。根据古曲《平沙落雁》创作的钢琴曲《飞雁》，在新中国的音乐阵地上占有一席之地。
历史却给刘雪庵开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玩笑。建国后不几年，刘雪庵及作品便寂然无闻了。当年的《流亡三部曲》只剩下一部由张寒晖谱曲的《淞花江上》，《长城谣》没人敢唱，这些《抗战歌曲选》竟不见作者刘雪庵姓名。连许多的家乡人也不知道铜梁这块土地曾孕育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一曲被人移花接木的《何日君再来》使他蒙冤受屈达20多年。
1950年，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任教的刘雪庵随校迁至无锡，学校改名为江南师范学院先后担任艺术系教授、主任、教务长、副院长。尽管他热情满怀地投入各项行政和教学工作。但一个挥之不去地阴影，始终困扰着他。《何日君再来》已经在内地被禁唱几十年了，这是他心中永远地痛。他很想说清楚当时写这首歌的初衷，但没人理解和理睬他。
1957年，刘雪庵被打成右派，由一级教授降至六级，调到图书馆当数据员去了。但刘雪庵在逆境中并不消沉，而是坚持创作，他谱写了许多歌曲和器乐曲。如为毛主席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及《菩萨蛮・黄鹤楼》谱曲，还创作了《雷锋组歌》，钢琴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等作品，翻译了法国着名歌剧《卡门》的全部歌词，奔放热情的旋律表达他对党和人民的热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何日君再来》被定性为反动歌曲、黄色歌曲、汉奸歌曲，是“美丽颓废的罂粟花”。红卫兵对刘雪庵进行毒打，他的夫人乔景云眼看丈夫就要被活活打死了，便奋不顾身地冲上去，造反派就调头殴打乔景云，直打的皮开肉绽，后因伤势过重告别了人世。而刘雪庵被关进了牛棚，后被押送到农场劳动改造。不久就双目失明了。
直到1979年，刘雪庵的右派问题得到了平反。但处境依然十分悲凉，据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倪瑞霖回忆：“他每天坐在特制的椅子上，椅子上挖了一个洞下放面马桶，椅子两个扶手中间用一根木棍挡着以免他摔下来。扶手上挂着几个馒头，饿了就啃两口……”。刘雪庵的老朋友，原苏州市文化局局长谢孝思专程到北京看望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可怜的老人就是当年曾与冼星海一起指挥黄河大合唱而享誉天下的音乐大师？！
可是有着崇高艺术修养的刘雪庵，创作意志并未因此而消沉。他继续创作和改编了大量歌曲、器乐曲、民歌等，并翻译了俄文版的法国着名歌剧《卡门》。1962年又将历史剧《屈原》的全部配乐进行了修改和发展，1980年与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金山合作，重新谱写了《屈原》的插曲和音乐，便《屈原》以新的音乐形象再次登上了舞台。更可称道的是，刘雪庵从卧病到含冤死去，也没有丢下那支为民族大众歌唱的笔。这正如潘子农写给刘雪庵的《衷心颂》所云：“写啊，写啊……不流半点眼泪，强忍满身创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终于恢复了他的本来形象，对他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
刘雪庵积极从事音乐报刊和理论研究工作，也是硕果累累。早在30年代初，刘雪庵就开始从事音乐刊物的编辑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以蔡元培为首的“音乐艺术社”，并任《音乐杂志》编辑；后转任上海《新夜报》音乐周刊编辑。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刘雪庵主持中国作曲者协会的日常工作，还自己掏钱办起了《战歌周刊》，后改名为《战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广泛影响的抗战音乐刊物。《战歌》自1937年10月创刊至1940年4月终刊的两年半时间，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出版了18期，对救亡歌咏运动的蓬勃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雪庵从事音乐理论研究，也是在30年代开始的。在任上海《新夜报》音乐周刊编辑时，他就发表了《音乐与个人》、《电影歌曲应该注意的问题》等文章。40年代初，他与歌唱家胡然共同主编《音乐月刊》时，发表了《评》等音乐论文。解放后，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音乐》等报刊发表了不少音乐论文，对音乐的民族化、大众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40年代初，刘雪庵开始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曾先后应聘为重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国立音乐学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建国后，他先后担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副院长，江苏师学院艺术系教授、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系主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