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熟知我国近代音乐史的人们，大概都能够记得：在本世纪初率先东渡日本、留学扶桑学成归来，最先把西洋音乐和西洋音乐教育体系引进中国，开创‘学堂乐歌’的新体制，首先创办我国第一本音乐刊志《音乐小杂志》的一批音教先驱和学子们，当首推后来被称之为“私一法师”的李叔同大师和他的三位得力入门弟子：吴梦非、丰子恺和刘质平最为著名。他们师徒之间感人的轶闻、趣事和浓重的师生情谊以及在我国音乐教育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和功绩，当是有口皆碑、万世传扬的。他们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大都成为当代著名的音乐专门家、教育家和学者。稍有阅历的乐友同仁们会聚一起时，都会谈论起有关他们的很多佳话和往事，总是众口一致的感念到：在我国乐坛上有过这样一批、更希望再多一些这样的德高望重的“护花之神”，的确是一代乐界学子的最大幸福和愿望，也是国人的最大欣慰。
前年，笔者在浙江杭州参加“全国音教研讨会”时，曾抽空携几位知心乐友去拜望浙江省音协主席、著名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作曲家周大风先生，在朝晖新村省文化厅高知楼里，我们终于找到了伏案书写的周老先生，他正神情专注的编辑国内第一家音教刊物《中小学音乐教育》，乐友的到来使他兴致大发的谈起中国音乐教育的美好前景和当前的困难和弊端。他的侃侃而谈，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和共识之时，笔者偶而瞥见到他书室的墙壁上端端的挂着一幅丰子恺先生赠予他的亲笔图画：“枯枝醉鸟鸣”，顿时，我意会到这画里的深刻“寓意”，并马上联想到自己曾在五十年代中期，在泉城济南我的音乐导师刘质平先生家里也看到过丰子恺先生的同类亲笔画，当时我问及大风先生他这幅画的来历以及他与子恺先生的关系时，大风先生十分动感情的说道：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丰子恺先生和刘质平先生就是他在宁波四中和省立师范读书时的音乐、美术老师。当年刘质平和丰子恺也刚刚随恩师李叔同东渡留学归来，正值风华正茂之时，当时他们的音容笑貌，大风先生谈来依然历历在目、倍感亲切……他如今也是承继着恩师们“习乐活学”的高尚“家风”来对待事业和后一辈人的。这件事，深深的引发了我对刘质平先生深远往事的回忆。……由于我与大风先生这段“忘年学友”的关系，我们与周老就更亲切、更随意的感念和回顾起刘质平先生那一件件执著的忠诚于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历尽坎坷辛勤的耕耘在乐苑百花坛中的高尚精神和感人事绩，虽于平凡之中，却处处闪现出永不磨灭的光辉！
一捆发了黄的油印讲义
从杭州开完会回到江淮平原我自己家里，我不禁神使鬼差的匆匆跑进斗室，从大书柜的底层里翻找旧时的资料，竟然幸运的找出了一捆发了黄的油印讲义，细看时，那正是刘质平先生在三十六年前亲手编印发给我们的音乐教学讲稿，那里面有他多年收集的数千首优秀的中、外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歌和他主编的《实用和声学》。见物如见人，顿时，我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听说刘老早在１９７８年就惨然的离去，心中的积念促使我非要写出一些纪念他的文字，才能使我平静，也算表达我们师生间特殊的情谊吧！
五十年代末，由于刘先生的“仗义执言敢讲真话”竟被无端的打入了“另册”，从此他厄运接踵而来，两鬓花白的教授们也多被下放到“学院钢铁厂”，刘老也拿起了铁锤去敲击着矿石、焦炭……“大炼钢铁运动”薰黑了每一个“知识、专家、权威们”的脸面。作为刘老的学生，我们偷偷的抢着去干一些抬铁块、上高炉的重活、累活，让刘先生们尽可能轻松一些……此情此景似乎仍在眼前一般，在那些是非颠倒的年月里，我也因为“先天不足”在感情上同情老教授，又勇于慷慨直言，因而“在劫难逃”的也被入了“另册”，并开始了自己崎岖落魄的生涯，多年来我疲于奔命，辗转各地，几乎过着“牧马人”（一部反映荒唐年代里大陆文化人落难生涯的电影）式的生活，在无数次的浩劫中，我几乎丢弃了一切，唯独这一捆刘先生发给的资料，却躲过了一次次的抄家，而始终伴随着我，在我时断时续的从事音乐教学和创作、演唱事业中，无时不与这些珍贵的资料有着血泪的关联。因为它们曾使我在“一度消沉”时以翻阅其中瑰丽多彩的民歌而“聊以自慰”；更使我在“心血来潮”时，尽兴的在民歌的缤纷旋律中捕捉灵感去谱曲作歌，甚而达到了“信手拈来即成曲”的出神入化的魔幻境界，一时的成功，也实在使我“风光”过一阵子。因而我永远也不会忘掉刘质平恩师多次对自己的两句忠告：“熟唱民歌三千首，妙曲自会心底生”。经我多年来的实践，这确是“至理名言”。
他以整个身心扑向学生
在济南时，刘质平先生在教学中总是认真备课，他十分严肃的去对待每一堂课时。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学生们常常见到的刘先生是：布衣布衫、手提着一只简陋的粗布包，花白的头发，目光炯炯，风尘仆仆匆匆的来到教室，我们起立迎接时，他总是先向我们问好后，才开始他口若悬河般的讲课。他常说：“教师讲课的准确与谬误，是关系到几代人的大事，决不能误人子弟。教师讲台上的一句废话，往往会浪费掉学生几十分钟的宝贵时间，因而万万不可信口开河……”因此在课堂里刘先生总是神情饱满的侃侃而谈又趣味横生，他介绍多年来亲自收集的世界名曲和我国各省、各民族的优秀民歌和戏曲音乐，望着他热切深情的、神往的目光；听着他那熟悉的吴越乡音，直至他大声疾呼道：要珍爱民歌这一宝贵的民族财富。刘老常要求我们要多唱、多记并熟悉各类民歌的特色和风格，他在学生中开展背唱民歌的比赛，看谁背唱得最多而且流畅动听。对于各种风格情趣的民歌，只要经刘先生一点点提示，学生们即能顺口而出并能发展创造。当我掌握了一曲曲丰富多彩的民间民歌曲调时，犹如进入了华丽缤纷的七彩世界，整个身心都置于乐苑花海之中。在以后我创作曲子时，真像是有了取之不尽的“音乐聚宝盆”，这真是福分，也是刘质平先生那赤诚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耿耿苦心的博大情怀所赐予的。
“市声”与“乡音”
刘质平先生从来不满足于自己多年已积累的那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料，他仍然不断的孜孜以求的去探索、创新。在他带领每一期学生去教学实习或每逢放寒暑假之际，他除了向学生们布置课内外的辅导作业外，还要求学生必需到集市上或郊区乡村里去搜集记录一至两首民间的“市声”或“乡音”，这也是作为一项作业任务要完成的。他主张让学生在星期天或课余时间里到市内几家游艺场（如：当时济南的天桥、大观园、杆石桥等处的曲艺游艺场）去那里听一些地道的北方民间琴书、大鼓词和坠子曲艺等。学生们对刘先生这些新奇而又有意义的举措，产生极大的兴趣，从中得到了许多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和技能。于是，每个人也就十分用心的去收集，记录集市上商贩的叫卖声、卖艺声和流浪艺人们随口哼唱的民间小曲儿；在郊区乡村则记录下乡民们挑担、打场、下田吆唤牲畜的喊声和劳动号子以及乡土歌谣。曾记得当时有一次我与一位姓萧的同学为了“不落俗套”，就沿着崎岖不平的山坡小道来到济南南郊千佛山后的一座小山庄旁边，竟然隐约的听到一阵阵奇妙的声音，循声而去，但见在一所小茅草屋的地团上端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她正操持着纺车纺棉花呢！那声音从纺车中发出，我二人极有兴趣的记录下这首颇有意境的多声部“乡间小夜曲”（那是老奶奶左、右手交替边摇纺车、边上线轴、嘴里又哼唱着哄小孙儿入睡的曲调，是多声部的混响）。这首作品后来在刘先生进行作业评比时，破格的给了个“优等”分，并且批注了“不同凡响”四个大字，使我俩颇为辉煌一阵呢！从同学们记录的曲调作业中，不管是“打罗卖糖”、“磨刀剪”、“修理雨伞”的叫卖声或是“打夯”、“挑塘”的劳动号子中，都不同程度的与以往我们课堂里所背唱的民歌音调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并且在生活、劳动实践中又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创新。从而使学子们大大开拓了视野和培养了各自的发散性与收敛性相结合的创造型形象思维。
莫忘“国魂”
对于民族、民间音乐刘老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在当时的艺术学院里却有着一股盲目的“崇洋之风”。例如：每位学生在主修键盘乐器（钢琴、风琴、手风琴之类），还必需选修一门第二乐器。一部分学生对于民族乐器抱有轻视和贬低的态度。如若谁手里拎着一把小提琴或肩背手风琴、吉他等洋乐器走在路上总是趾高气扬，十分得意颇为潇洒一番。然而对于选修民族乐器的同学，谁要是手拿二胡、三弦来上课时，则被讥讽为：“算命瞎子、吹鼓班来罗！”更有甚者对少数几位肩扛古琴、古筝来上课的同学则更贬讥为：“扛棺材板的伙计来罗！”一阵子起哄，使得学民乐的同学尴尬羞愧不堪。面对这部分同学恶作剧式的“忘祖现象”，刘质平先生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会同民乐组古琴大师刘乐辅先生和教育家李华萱主任、徐希一教授等人引导学生去欣赏古乐曲演奏会，亲自带领学生到曲阜孔庙去实地参观“大圣先师”孔子像前的古埙、古琴、筝、瑟等古代乐器，并聆听了当地“大成乐曲”的演奏，追述民乐的光辉历史，从而使不少学生选择并酷爱上民乐演奏课，甚而成为他（她）们终身从事的专业演奏和教学职业。当今山东和全国各地不少民族乐团和军队的“前卫歌舞团”民乐队里，就有着不少刘老的学生，他（她）们在国内、外演奏、比赛中都取得诸多荣誉。这都与刘先生等人当年辛勤的播种、耕耘大有关系。
对于洋歌、洋调，刘质平先生并非一味的排斥，他经常给我们介绍各种各样的西洋名曲精华并结合民族音乐以对比和借鉴，以使各种风格情趣的音乐品种都能植根于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乐苑沃土之中。刘老常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人各所好、不可强求”。比如说夏天吃瓜吧，就有西瓜、甜瓜、黄瓜、菜瓜等等之分，而且各有其特殊味道与特色。就西瓜而言，其品种就有“一包密”、“平湖脆”、“黄沙瓤”等等花色，它应该由人们各自的爱好而去自由的去选择。而音乐又岂能只有“西洋的”一种风味呢？！虽然刘先生在本世纪初追随恩师李叔同大师东渡日本学成归来，率先引进以“学堂乐歌”为主的西洋音乐教育风格和模式，但是刘老并不拘泥于此，而是把西洋音乐作为媒介，使其在中国音乐中起着酵母的作用，其立足点仍然是应该以振兴我们民族自己的音乐为前提，而决不能让西洋音乐全盘替代！刘先生早年筹办并任职于上海“新华艺专”和“福建国立音专”时，就一直信守此种观念，大陆政权建立后刘老来到山东，尽管他历经无数次政治风暴，步入古稀之年时又由于他耿直倔强的秉性，晚年遭受了无数劫难和不幸，但是他仍然念念不忘“振兴国乐，发扬国魂”。刘老十分注重感情，晚年他常常怀念故交、友人，对于他“恩重如山”的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他更是顶礼膜拜，百般护卫。他常说：“师恩重如山，前辈对我如此，我对后生们更重情谊，学生们也越发对我深情的视为知己！”愿世代乐友同心奋斗，来振兴民族音乐事业。
他默默的离去 化作春泥更护花
我最后的一次会见刘质平先生，是在“文革”高潮中的1968年。那年秋天，我随着“红卫兵大串连”的免费火车，又一次返回到泉城济南，泉水干了无处游逛，就专程到艺术学院去拜望恩师、好友，好不容易在学院资料室里看到了刘质平先生，当时他已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刚刚从“被改造”的“广北农场”调回来安插在资料室里。我们师生见面只能是会心的打了一下招呼，然后是彼此沉默，相对无言，但那时我确眼中蓄满真情的祝愿恩师“善自珍重，健康长寿”，其时刘老已是七十有四岁的高龄，身子骨已经颇为苍老，神情也大不如从前了。
刘先生身边只有雪阳、雪鹏两个儿子，至１９７２年他们护送退休后的父亲返回了上海老家。刘先生的弟子众多，早已是“桃李满天下”了。许多人已在中央和各级文化部门成为各类官员和名人了，如：他与师兄吴梦非最早创办的“上海艺专”第一期毕业生中就有邱望湘、陈啸空、钱君 、沈秉廉等人。他曾被上海美专刘海粟校长聘为该校音乐系奠基人。抗战时期他又与徐朗西、汪亚尘创建“新华艺专”以及“杭州音乐馆”培养出唐学 、周大风等人，建国后在济南时期还培养出又一代乐坛新人，如：孙继南、彭丽媛、柴瑞铭、韩映红、齐从容等人。他们中不管谁路过上海，都能不“避嫌”的探望刘先生，因为他留给学子的不仅仅是学识，更重要的还是刘老那崇高的人品、道德和情操。
1978年10月刘先生终于在上海金陵东路他那所古旧的石库门公寓里告别人世，默默的离去了，弥留时他嘱咐儿子一定要赶往杭州参加在虎跑寺筹建的恩师李叔同活动，临终前，当中国音协负责人再次探望他时，耿耿于怀的刘先生再三叮咛：把他冒着性命保存下来的恩师李叔同的部分墨宝，献给国家博物馆永久保存！质平先生默然离去，他已化作春泥沃土永远护养着祖国的乐苑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