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族声乐艺术的演进（一）
中国古代声乐艺术的萌芽和古歌时代
湖南文理学院音乐系 陈君凡
摘 要：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源远流长，在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自然包含着声乐的源流。音乐起源于劳动，而音乐的最早形态又是声乐。严格地讲，中国古代民族声乐艺术的演进，就是从原始的劳动而产生的“号子”开始萌芽，到歌、舞、乐三结合的原始音乐形式的形成，后又演变成歌舞和各种戏曲、杂剧、曲艺及民歌等等，至到歌唱活动成为一门单独的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中国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声乐艺术
要研究中国古代声乐艺术，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概念的界定问题。“民族声乐”的含义有两个方面，狭义的讲：它是指具有民族风格的声乐作品，歌唱技巧及表现特色；广义的讲：民族声乐是指民歌、说唱、戏曲等传统体裁的声乐形式及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各种民族声乐作品。
回头看看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从远古时期的《侯人歌》[1]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民歌以及形成的中国戏剧、说唱艺术各种民族音乐体系都离不开声乐。因此，中国古代民族声乐艺术应该把声乐的起源、萌芽、以及后来形成的各种戏曲、杂剧、诗词[2]、小曲、说唱等纳入古代民族声乐艺术研究范畴。中国古代民族声乐艺术的演进，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声乐艺术的起源、萌芽、演变、发展的过程。
一、远古原始时期声乐艺术的起源和萌芽
在远古时期，最原始的音乐是声乐，是人类劳动与自然斗争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由于劳动产生了语言，人脑的发达，为音乐的产生准备条件。
远在五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居住在祖国大地上，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几千年以前，音乐（原始声乐）已与人的劳动密不可分。
据刘安在《淮南子》中记载：“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论，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善矣。”这就是说人在抬木头的时候，前面有人喊，后面有人和，这样有利于团结力量抬起巨大的木头。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有记载的“劳动号子”。也可充分证明音乐源于劳动。
还有相传大禹的妻子等大禹回来就有一首情歌：“禹行动、见涂山之女。禹未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令其妾往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1]。这首歌仅四个字，可任意延长。
原始的音乐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其中歌唱占最重要地位且节奏因素较突出。相传黄帝作有《弹歌》[2]反映原始狩猎生活：《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有“八阕”，是一首共含八个曲子的组歌，表演者手执牛尾，边跳边唱。可见中国声乐早在几千年以前远古原始社会就以其独特的，最能反映人类生活、生产劳动的音乐形式出现了。且有了劳动号子，祭歌，情歌等完整的声乐曲目。例如：《礼记・郊特牲》记载的一首古代祭歌、仿用呼喊、恳求的音调唱出来，恳求上帝保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声乐艺术形式，表现简单、原始，但已经有了固定音高，并出现了简单的音阶，节奏较明显和突出。这标志着古代声乐艺术开始萌芽。
二、奴隶社会声乐艺术的逐步形成与发展――古歌时代
公元前21世纪以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歌唱作为古代重要的音乐形式更加盛行。它几乎是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爱好。但唱的歌曲统治者和庶民是不同的。据《诗经》记载，当时存有305首歌曲，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有15首民歌，基本上是北方民歌。流行范围大约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的北部和四川的东部。这是周朝初年（公元前1066年）到春秋中期（公元前570年）近500年间的作品。
“雅”一般是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同情劳动人民、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品。
“颂”大多为古老的“祭歌”。
“风”是《诗经》的精华，内容涵盖极其丰富，传载也有多种多样：有爱情、有劳动、有生活风俗、有讽刺、有童话等。歌唱形式也丰富多样：有独唱、有对唱、帮腔等。
虽然《诗经》中的“风”大多局限在北方称之为“国风”[3]。南方楚风只稍有涉及，其实，战国时期的楚国音乐相当发达，唱歌风气尤为盛行，有些流行歌曲，能应和而唱的达数千人之多，称之为“楚声”。[4]
公元4世纪伟大诗人屈原的《楚辞》中可唱的歌词占绝大部分。例如：《九歌》、《离骚》、《天问》、《招魂》都是非常好的歌曲。
《九歌》中有11首歌曲，根据不同的鬼神而作。
东皇太――叙述祭天神的场景；
云中君――祭女性的云神的歌曲；
湘 君――祭湘水男神的歌曲；
大司命――祭主寿命的男神的歌；
东 君――祭太阳神的歌曲；
少司命――祭主寿命的女神的歌；
词 伯――祭男河神的歌曲；
山 鬼――祭女山神的歌曲；
国 殇――祭颂陈之烈士的歌；
礼 魂――祭祀结束的歌曲。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独特的说唱艺术。当时的哲学家荀况（公元前298年―前238年）的《成相篇》在演唱形式上就用一种叫“相”的打击乐打节奏伴唱。
西周时期，出现了音乐机构[1]和音乐教育。可以说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校属于中国西周时的“大司乐”。这个机构的职务含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三个方面。音乐教育主要 是王和贵族子弟，也有一些从民间选拔出来的青年，学习内容有音乐美学理论、演唱艺术和舞蹈。从13岁开始到20岁毕业[2]
随着歌唱的盛行和发展，也就产生声乐理论，当时对选择歌唱的学生也有了严格的要求，对歌唱的气息和演唱歌曲的严谨性也有了明确的要求。
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
“夫教歌者，先呼而出之，其声及清微者，及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微，疾不中宫，徐不中微，不可谓教。”
另据《史记・师乙篇》所载：③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旬中 ，累累乎端如贯珠。”
意识是说在歌唱技术方面更有明确要求：讲到歌唱声音的向上进行，要象向上高举；声音的向下行，要象向下沉落；声音的转折要象折断那样干脆；声音的休止，要象枯萎的树木那样的寂静无声；硬的曲折变化，象折线那样突然转变；软的曲折变化，要象曲线那样无痕迹；声音的连续进行，要象一线串珠。
可以看出当时的歌唱艺术达到一定的高度。要求气息运用流畅，声音优美、婉转。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出色的歌唱家和声乐教师。如：王豹、绵驹、韩娥就是当时著名的歌唱家。著名声乐教师有秦青等。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歌唱家韩娥和声乐教育家秦青，有两个真实的故事证明当时的演唱技巧和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到几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为我国古老优秀的声乐艺术而叹服。
据《列子・汤问》记载：
“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木丽，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长幼喜乐 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遗声。”
几千年以前韩娥就能以其饱含深情的歌声打动群众，且声音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我们不管韩娥有没有受过专门的演唱训练，但是劳动人民的审美观是不能怀疑的。韩娥优美的声音和丰富歌唱情感毋容置疑。
《列子・汤问》又载：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枝，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效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不敢言归。”
这个故事是说薛谭到秦青那里学习唱歌，没学多久，就认为自己已经学成，便向秦青辞别。秦青没有挽留，在送薛谭的路上，抚着树木高歌，其声音宏亮使林木振动，响彻云宵，薛谭听后，不再走了，请求继续跟秦青学习唱歌。这可证明两点，一是秦青的歌唱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且有自己科学的歌唱方法，否则，不存在薛谭向其求学，二是证明当时声乐教学已有系统的教学方法。
据考证，中国原始的音乐是歌、舞、乐一体的，但当时的舞大多是些巫术性的简单劳动性的，伴奏乐器极其简单，主要是以“歌”为主。尽管当时已有像《九歌》一类较为完整的声乐套曲，但由于其表现形式又有其原始的一面，我们把这一个时期形成的声乐艺术，称为“古歌时代”是比较洽当的。
参考文献：
[1] 《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孙继南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
[2]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杨荫浏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出版
[3] 《民族声乐演唱艺术》李晓贰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4] 《中华文化大辞典》丁守和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5]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
[1]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所载，歌词仅四个字：“候人兮猗！”实始为南音。后两个字还是语气词。
[2] 古代诗词是以咏吟形式读的，与音乐分不开。
[1] 见《吕氏春秋・音初》（大禹治水时，聚涂山氏之女子。大禹没有与妻子商量就到南边巡视。涂山氏女子就叫侍女到涂山南边等候，并创作了歌曲：“等候着人呀……”）。
[2] 《弹歌》的歌词为：“断竹，续竹，飞土逐 （肉）。”见《吴越春秋》。
[3] “国风”是周朝十五个诸侯国所有民歌的总称，曲式简单，有类似“号子、夯歌、山歌”性质的歌曲。
[4] “楚声”是战国时代享有美誉的楚国民歌，和声多达数十人，如《九歌》等。
[1] 《周礼・春官・大司乐》
[2] 《礼乐・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二十而冠，始学礼。”
[3] 《史记》是儒家经典，为秦汉之前礼仪论著的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