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综诸学，融通古今
――冯文慈学术成果之研究
冯文慈先生是中国音乐学界的史学大家，其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其学术视域触及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及其相关领域。他在朱载 乐律理论著述的点注、研究方面成绩突出，先后有《律学新说》的标点注释本,《律吕精义》的标点注释本，并有《朱载 年谱》、《关于朱载 年谱的补充说明――兼答吉联抗先生》、《关于朱载 的释文的订正意见》、《简评朱载 纪念大会中的〈函告〉》、《标点注释朱载 〈律吕精义〉的概况和感想》等相关论文，对中国乐律学家朱载 的研究成就卓著；近现代史方面，他将人物的研究纳入其史学研究的领域，“将音乐学的目光投向了人”，彰显其人文学术思想，先后有王光祈、杨荫浏、黄翔鹏、张肖虎等音乐家进入其学术视域，产生出如《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王光祈的史学方法和学风》、评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五篇文章、《评黄翔鹏“‘九歌’是九音列”说》、《和黄翔鹏学术交往的一段回忆》、《祝贺张肖虎教授从事音乐工作55周年怀旧》等文论；专著《中华文明史》（任音乐学科主编及主要执笔）、《中外音乐交流史》更是融通古今之乐史，概览中国音乐的发展。此外尚有论文四十余篇。纵观冯先生诸文，语言平实，但均能切中问题症结所在；文章结构简单，但总能铺呈事实、论说道理；观点明确，少有迂绕而直抒其意。读来让人赏心悦目、茅塞顿开。
除此之外，本文意欲从冯文的史观、史料、史论等方面，对冯文慈先生的学术成果拟作进一步的研究。
融通古今的唯物史观
清末民初，一批中国学者以渊博的国学功底，融通中西――运用西学东渐而来的理论结合运用中国传统考证学史学传统，劈划出一种反观中国史学、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新史学”，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继承了传统史学在处理证据方面的成就，又吸收了西方史学在方法上论上的特长，并恰当地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在传世文献的利用和方法论的选择上，把“物质与经籍证打成一片”、“地下纸上打成一片”[1]，“取地下之遗物与纸上之遗文”互证历史[2]，这一被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中所言的“开山新史学”对后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冯文慈先生自1973年涉足中国音乐史研究、1978年开始展示其史学才华，并逐步形成了带有自己个性特点的音乐史观――唯物史观。
他在《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3]中写道：
因此在学习、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经常提醒自己和学生：要紧紧抓住任务的两头，一头要抓住问题的根源，或者说是第一手资料、元文献等等；另一头要抓住问题的现状，或者说是学术前沿。后一头当然常常和前一头密切相连，这里不谈。前一头，过去的音乐史家大多以文献为主，这一方面主要是限于条件，同时也存在主观状态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弊端。自从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文献应当与地下文物并重并结合，已经成为广大学者的共识，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今又有民间口碑，以及当代音乐学家黄翔鹏根据《孟子・梁惠王下》大力倡导的“今之乐犹古之乐”等等，不必赘言。
从上可见，他结合音乐的特点，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灵活结合“口述史”的论证方法，注重音乐遗存对音乐史研究的价值，开创自己的“新史观”。如他在《汉族音阶调式的历史记载和当前实际――维护音阶调式思维的传统特点》[4]一文中，从文献《管子・地员篇》、《国语・周语下》、《隋书・音乐志中》、《宋史・乐志》等记载中寻得了丰富史料，阐述了“五声音阶”、“古音阶”、“清乐音阶”、“燕乐音阶”等四种音阶是当前汉族传统音乐体裁的主要音阶。并结合河南豫剧《穆桂英挂帅》、闽南南曲《共君断约》、西安鼓乐・八拍坐乐、昆曲《林冲夜奔》、京剧《霸王别姬》、东北大鼓《千里送婴儿》、评剧《刘巧儿》、山东吕剧《小姑贤》等十几种遗存乐种，论述了汉族见存六种音阶的事实（如下谱例）。其开阔的立论思路是其史观的直接体现。
谱例：汉族调式的六种音阶
在《略论我国当前律制问题》[5]一文中，冯先生又在原有史观的基础上，对“重道轻器”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对音乐形态中对乐制律制重要性认识不够和其“民族性、群众性”的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是其史观的进一步体现。对于史学界出现的“逆向考察”，他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6]一文中告诫后学要有“严肃的态度”，要以冷静踏实的科学思辨为基础，否则将“欲速则不达”。
他在《近代中外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音乐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7]一文中坚持为，对中外音乐交流辩证发展的认识应持宏观的历史感，应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看到其因由和促进传统发展的积极作用。
冯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8]的结束语是其史观的一种展示，我们从中可以窥得其史观的内核。
唐代史学家刘知 认为史家需要兼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创立史德之说，今人又有史责、史胆的倡导等等。中国音乐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担负起向学界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素质教育的重任，继承中国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智鉴往事，神启未来。
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看出，冯文慈先生在其著史的三十余年中，继承了王国维等前辈学者的“二重证据”法，结合音乐史研究本身特点，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包容并举、融通古今的唯物史观，他认为唯物史观是用以观察和解剖历史的一把金钥匙，并要不断循时而进、充实发展。他的这一其切合实际的唯物史观必将启慧后学。
博综诸学的史料
史料是史家立论之基石，对史料的甑选能力，对中国古代史料的诠释能力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重要一环，“失之毫厘，将谬之千里”。
冯文慈先生非常重视史料工作，其史料功底是深厚的，运用、理解史料的能力也是恰如其分的。冯先生认为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必须从有关史料出发和一般史学研究的凭借相同，他认为中国古代音乐的史料也可以区分为历史文献和史迹遗存两大类，有关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文献和史迹遗存都十分丰富，后者又包括传世的和考古出土的文物、乐器、壁画、绘画、石刻等等实物，还可以包括十分重要的存活着的特殊古老乐种[9]。
朱载 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理论家，但对其研究却并不深入，连《辞海》、《辞源》这样的大辞书对其生卒年月、宗族关系都语焉不详[10]。由此，冯先生从朱载 的本人著作入手，参阅《明史》卷一零三、卷一一九、康熙三二年的《河内县志》、康熙三四年的《怀庆府志》、河南县志、乾隆五四年的《怀庆府志》、道光五年的《河内县志》等史料对朱载 及其乐律著作进行了研究、整理，产生了点注本《律学新说》、《律吕精义》及《朱载 珠算开方述评》等一系列成果，让人们见识了其扎实的文献史料功底。
对于史料建设工作，冯先生认为“必须有个长远打算，逐步解决一些基础建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古汉语的阅读能力，他认为要持久奋斗才能解决，要勤翻《辞海》、《辞源》等工具书，“想当然”是会出错误的，并逐步培养自己独立解决一般性难题的能力[11]。
对史料的解读理解，冯先生更是反对不求甚解或为某种需要而曲解史料。如对“鸣球”之“球”的理解，《辞源》将其归入“玉部”，意指“玉石、美玉、玉磬”，“鸣球”意即“发声响亮的石磬”。但现代《辞海》却将其归入“王部”，意指“形态圆个隆咚之物”，这一“训诂”显然有悖于史实，造成音乐史研究中的“紊乱”。冯先生时常以“争取不添乱”至少是“少添乱”告诫自己和提醒学生[12]。
对黄翔鹏先生在《“唯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乐问――中国传统音乐百题〉之八》及《楚风苗 和夏代“九歌”的音乐踪迹》中将“九歌、八风、七音、六律”释为“九声音列”、“八声音列”、“七声音列”、“六声音列”，冯先生认为黄文中对《经义述要》所载的这句话的理解“根本无从树立”，其中还带有“思维逻辑问题”，是黄翔鹏“臆想性的主旨”之使然[13]。并从“训诂”角度对黄文“浮游无根的玄谈”和“浪漫主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破析，并表示“吾爱吾友，吾尤爱较真儿”的学术史料观。
在运用史料的方法上，冯先生也是不拘一格博综诸学之长。如在《西域音乐在唐代宫廷繁盛的原因――兼论西北高原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历史渊源》一文中，他运用文化地理学和计量历史学的方法将“锵锵镗镗、洪心骇耳”的西域音乐在唐宫廷音乐活动中的原因进行了细致分析，对其一般性主观原因、特殊性主观原因进行了总结，令人一目了然。
从上可看出，冯文慈先生对待史料有着极为严肃的态度，追根溯源、求本逐末；他的史料选择视域开阔，论述广征博引、流畅顺达；史料的运用上严谨“训诂”（如：句读、字词解读）、推理严密，并能合理地借鉴其它学科的方法为其服务。由此形成博综诸学的史料观。
成就卓著的史论
制史的思想、态度，制史的资料、方法，最终都是其成果服务的，鲜明而有创意的观点才文论价值之所在。冯文慈先生在三十余年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时而妙语连珠、时而灵光闪现，产生了大量的较有影响的论断。
冯文慈先生在其文献整理的朱载 系列著作的点注方面，以其渊博的国学功底，为我们正确认识朱文的价值指明了道路。冯文慈先生也欲以“拂拭古老的酒杯，倾进自己的热血，浇开沉淀的坚冰，帮助历史潮流涌进。”[14]由于冯先生在朱载 乐律方面的点注和研究，他的这一贡献为朱载 乐律理论的进一步研究起到奠基、开拓的作用。
田青在《漂流音乐长河──读冯文慈先生〈中外音乐交流史〉》[15]一文中对该著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为民族文化画卷添上了厚重的一笔。田文总结了该著中一些重要观点，如“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在很早就远播海外，给其他民族和国家带去‘福音’。同时也从其他国家音乐中获取营养。”、“胡乐在隋唐宫廷音乐中的确立”、“日本国对唐乐的崇拜和日本音乐的‘雅化’”、“探讨了‘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音乐交流状况”等，田文还总结出冯著“逆向考察”的论述方法、运用民族学方法对新疆龟兹音乐的源流进行探索等。田文认为，冯著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充分辩证的方法、独到的见解”肯定会引起读者对此的兴趣。田文认为冯文能以“交流”视角探讨中外音乐，是“以已逝音符连缀而起一条‘阳关大道’”，也为民族的自我反思提供了一条“阳关大道”。由此可见，冯先生该著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除了文献整理方面(朱载 原著《律学新说》的标点注释本,《律吕精义》的标点注释本；《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专著方面(《中华文明史》(任音乐学科主编及主要执笔) 、《中外音乐交流史》)的成就外，还在其四十余篇论文中发表了富有创见的史论。
冯先生在其文集的序言中对其文论总结道：
其成果可笼统地可分为5组：第1组共8篇,内容是中国音乐史方面。第2组共4篇,内容是中国乐律学方面。第3组共7篇,内容是明代乐律学家朱载 研究方面。第4组共6篇,内容是史学方法和音乐史学教育方面。第5组共8篇,内容是评论,涉及的音乐学家有王光祈、杨荫浏、黄翔鹏三位。
由上可看出，冯文慈先生比较重要的观点多若繁星，现只能摘其精要而述。
在中国音乐史方面主要观点：认为“放郑声”这一孔子语录要联系前后文并把它放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中进行研究和评价[16]；隋唐宫廷胡乐的繁盛是统治阶层的艺术嗜好使然[17]；对于“重写音乐史”这一学术思潮的研究要注意“中西、古今”两个关系[18]；在汉族调式音阶上他认为有“多线并存”的现象[19]；对“宫商角徵羽”阶名的由来他人为要借鉴天文学和语言音韵学的探讨[20]。
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面，对“说唱”之命名进行了史学的考辩，认为“说唱”这一概念能准确表达“兼说兼唱”类的音乐[21]；运用语言音乐学的知识结合蒲剧的戏曲的音乐特点对晋南蒲剧的字调、唱腔、旋法、艺术表现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蒲剧的创作、演唱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22]。
在史学方法和史学教育方面，冯先生认为要针对实际采用逆向考察法、史学方法多元化[23]；并对史学教育提出了切实可行建议[24]。
在人物研究方面，冯先生对王光祈、杨荫浏、黄翔鹏等音乐家的理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认为王光祈把中国民族音乐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没有运用唯物史观，但他十分重视音乐史中“进化现象”，在中国音乐史学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卓越贡献[25]。在评论杨荫浏的历史贡献上，冯先生认为，杨荫浏先生在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由于“崇古”的非理性心态作怪，致使《史稿》出现“饰古”性的描述[26]；在转向唯物史观的道路上，由于受到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消极影响，《史稿》在雅乐新论上走向了“迷失”[27]；《史稿》在阐论“西汉时期的乐府”、“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音乐”、“唐玄宗”、“姜白石”等方面常常把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对立起来，对历史功过评判偏薄，“防范心态”凸显[28]；《史稿》以丰赡的资料、充分的篇幅描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创造音乐文化的累累硕果，特别在乐律学和唐宋以来的民间俗乐方面给予了极大关注，但在转向唯物史观起步方面尚有一些“缺陷”，是历史机遇笼罩在他头上之“紧箍咒”羁绊[29]；全面地总结了《史稿》的功过[30]。并在《坚持唯物史观 坚持反思――答孔培培、闻道同志兼及向延生同志》一文中重新评析了《史稿》的唯物史观之不足，并重申坚持史学研究的态度[31]。在针对黄翔鹏学术成果的评论中，冯先生认为黄文的“九歌为九声音列”、“八风为八声音列”、“六律为六声音列”均不正确，有悖于历史事实[32]。
冯文慈先生成果颇多，单凭一篇小文实难呈其所学，他还在当代音乐的研究、评论中留下许多生花的“妙笔”，此不多叙，拟着文另谈。
由上可见，冯文慈先生在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中以其博学为基石，对音乐史中见存的名词、乐事等进行了追本溯源，得出了确实可信的解释；对朱载 留存的乐律著作进行了点注，为进一步研究朱氏乐律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其文论中敢于评判王光祈、杨荫浏、黄翔鹏等大师的是非功过，体现了他唯物主义史学家的务实史学态度，感召后学用于去探索真理、辨明历史真相。
小结：
冯文慈先生是中国音乐史学界的前辈专家，他在音乐史研究上成就卓著：在中国音乐史、和传统音乐理论方面均有建树。他涵拥博宏的史料，综合运用其他学科方法为其研究所用，融通古今之思想，逐步形成了他本人恰合实际为研究所用的唯物史观，也成就了他的史学研究。本文针对研究其成果，从其史观、史料、史论方面进行了简要总结，力图探索出冯先生成就之所在，有益于后学步其后尘，去探索中国音乐的无穷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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